20年前我初到新加坡，就感受到文化差异，尤其是本地的政治生态。每隔数年的大选以及议员选区负责制，使得国家管理层也与平民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结。即便像国务资政李显龙这样的国家领导人，也要循例为邻里鸡毛蒜皮的小事劳心奔波。这就使素有精英治国标签的新加坡，有着不为人知的另一面——真正民主协商的精神。我认为，这才是新加坡政通人和的关键所在。
新年伊始，围绕华侨中学引入中央厨房预制餐食引发的争议，在公众舆论间持续发酵。事件本身——餐食是否可口、是否符合学生期待、性价比合理与否——不算重大，也不罕见，而且我觉得至少晒出来的餐食并没有多少不妥，预制餐更可能是我们这代人必然见证的未来趋势。对于处在转型期的校方，家长与社会也确应给予更多耐心与时间。此次事件之所以引起我的警惕，并不在于餐食本身，而在于学校面对舆论时所采取的沟通方式与治理姿态。
据媒体报道，可能有人在班级群聊中提醒学生不要参与争议、不要传播看法，因为“后果我们都很清楚”；即便校方在事后澄清并非威胁，也无学生受罚，但校方处理方式所释放出的治理语言与象征意义，却仍值得反思。我并不认为，仅凭一则讯息，就足以全面判断一所学校的整体治理模式；但它至少反映出，在面对争议时，同样作为学术机构管理层的我自己，也可能会本能性地“按下争议”，而非主动开启沟通。这一点，与新加坡一贯倡导的协商精神，难免存在张力。
新加坡政治制度极具自身特色，主要继承英国议会制度，在运作上引入精英选拔与官僚理性，在文化上则发展出一种以协商、克制与责任为导向的公共互动模式。因此，新加坡政治强调“理性优先于情绪动员”，在公共讨论中更看重事实、可行性与制度边界，不纵容政治人物用激情、道德震撼或身份对抗来制造社会分裂。
我们更强调协商优先于对抗，把意见表达视为治理反馈中极重要的一环，而非对治理权威的挑战。本地政府的合法性，除了选票，很大程度上也建立在这种宝贵的“愿意倾听”姿态之上，公民不是被动治理的对象，而是积极的政治参与者；即便像我这样随意表达不同社会意见，也不会带来不便或风险，也不被预设为威胁。正是这些政治设计，使我们避免许多民主国家常见的民粹化倾向，更避免威权体制中的民意压制。它是一种高难度的政治平衡艺术，而非简单的制度选择。
以此为参照再来审视华中事件，就发现关键不在于校方是否“压制言论”，而在于事件初期，默认的治理前提已经从“如何对话”以检讨实施细节，转向“如何控管风险”。事实上，据此后媒体报道，校方已对食堂餐食作出调整，并逐步吸纳了学生与家长意见。这一点非常值得肯定。在此我也并非否定校方的善意或努力，而是希望在未来类似情境中，协商能够更早、更清晰地成为首选路径。
顶尖学校传递的不仅是知识
在此背景中，如果学生首先不被视为有合理诉求的主体，而被视为可能制造舆论风险的变量；孩子的表达不被视为治理信息的有效参考，而被视为声誉与法律风险的触发点；与孩子沟通，不被理解为共同解决问题的过程，而被理解为须经授权的官僚程序。我不是说这种改变是出自恶意，它更可能是来自治理焦虑与问责机制。当机构形象与媒体风险冲撞时，校方应有的协商精神与公共信任就受到挤压。问题甚至不在于可能出自教师个人事后的辩解，而在于它首先选择的作为被视为封闭信息，而非解释、对话、共建。这种顺序本身，就构成一种价值选择。
这一问题在华中这样的顶尖中学尤为重要。因为它不仅是教育机构，更是未来社会管理者的筛选器与社会化场所。它的毕业生，在统计意义上，更可能进入政府、高级公务体系、金融、科技、学术与公共机构，成为未来制度的设计者与执行者。因此，学校所传递的，不仅是知识，更是关于权力、表达、责任与他者的社会学规范。
如果学生在成长过程中反复习得的潜规则是：“表达有风险”“公共讨论应避免”“稳定优先于对话”，他们在未来身处权力中枢时，自然会将这些逻辑内化为治理本能，这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再生产的循环机制。正因如此，顶尖中学在处理公共争议时的每一个姿态，都具有象征意义，也更需要人文关怀。因为它不仅关乎解决具体问题，也示范新加坡社会现在及未来如何运作的方式。
华中餐食事件本身终将淡去，但它所揭示的社会张力却不会消失：在一个高度理性、高度制度化、高度风险敏感的社会中，如何保留协商、尊重与信任的空间？
新加坡的成功，不仅因为政府善于管理，而是因为它让全体公民知道自己也是主体，也能够无碍行使公民应有权利。理性而不冷漠，秩序而不压制，效率而不去人性化，这是一种极其脆弱，却极其珍贵的政治文化遗产。捍卫新加坡，最终不是捍卫某个政策、某个机构或某个决定，而是捍卫一种信念：我们的社会从来不是靠控制运转，而是靠被承认的主体之间的合作维系。在这一点上，学校，尤其是培养未来精英的学校，不只是制度执行者，更是“新加坡精神”的传承者。像华中这样一所有着伟大人文关怀传统的中学，当然也应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
作者是本地文史爱好者、宗教研究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