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26年1月起，新加坡中学生在学校时，包括上课、课间休息，以及课后进行课程辅助活动、增益课或补课等，都不得使用智能手机和手表。与此同时，欧洲议会也通过决议，呼吁将全欧盟的社群媒体最低使用年龄设为16岁。这股保护未成年人的浪潮，正迅速席卷全球，从澳大利亚到丹麦，莫不对青少年“数码成瘾”踩下紧急刹车。然而，禁得愈严，效果愈佳吗？
从脑科学与神经心理机制来看，答案恐怕没有那么简单。
在青少年的世界里，“禁止”从来不是中性词，它反而是一把火，点燃对未知、刺激与自我主张的熊熊欲望。若要禁得其法，我们得先走进那尚未发育成熟，却已激情澎湃的大脑结构。
人类的大脑不是一夕之间长成的，尤其青春期的大脑，更像一片尚未完工的工地。负责判断与自我控制的前额叶皮质（Prefrontal cortex）仍在“施工中”，与多巴胺相关的奖酬系统——腹侧纹状体（Ventral striatum）与伏隔核（Accumbens nucleus）却早已热机上线、轰轰作响。这些与动机、奖酬、快乐、学习与成瘾行为密切相关的脑结构，对于“新奇、稀缺、社会认同”高度敏感；简单来说，就是越刺激、越难得、越被禁止的事物，越容易让青少年心痒难耐。
因此，当政府高举“全面禁止”大旗时，无意间也点燃这些神经机制。越稀缺，越刺激；越禁止，越吸引人。这不是孩子叛逆，而是他们的大脑天生就对这类信号“反应过度”。换句话说，禁令本身，已是一种诱惑。
人类对于自主的渴望，是写进基因里的。尤其在青少年阶段，自我意识正在迅速生长，任何对行动自由的限制，都会被解读为“挑战我身分的正当性”。这种“心理反抗”（reactance）不是小情绪，而是实打实的神经反应——从在情绪调节、决策、冲突侦测、自我控制、同理心乃至疼痛感受等方面，皆扮演举足轻重角色的前扣带皮层（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的负向唤起，到整合内外讯息、桥接身体与意识的岛叶（Insula）的内在感受处理，整个系统都在对抗“你不准我做”的讯号。结果，禁令本身反而让被禁止的事物更具魅力。
与全面禁止相比，限制“特定情境”的做法，更容易让青少年接受。把手机锁进置物柜，不再是人格否定，而是进教室的规矩，如同考试不能作弊一样合情合理。这样的边界清晰、时段明确，不会挑起过度的心理防卫，反而给大脑一个“演练自控”的机会。
此外，学校本就是一个人际互动密集的场所。当手机安静地躺在抽屉中，学生更有可能透过眼神、语言与肢体进行即时交流，获得另一种“社会奖酬”的回馈。这些回馈虽不如社群平台的爱心符号来得快速密集，却更具情感厚度与真实价值。全面禁令反而容易稀缺化讯息、升高奖酬价值、刺激违规快感。当手机与社交媒体被打入禁区，它们从日常物件摇身一变，成了“地下社交通行证”。
试想：当手机或社媒被视为禁果，它不只是工具，更成为象征。拥有“翻墙”技术、能暗中登入某些平台的学生，瞬间获得“叛逆英雄”的地位。他们像暗网的黑客，在禁止之网中挖出秘密通道——这正是青少年对地位、身分、社群归属的追求。
秘密使用手机或社媒还带来额外刺激——害怕被抓的紧张感、新奇内容的刺激感、和同侪分享“暗连结”的成就感，这些都会活化杏仁核与海马回，强化记忆与成瘾回圈。于是，原本希望杜绝风险的禁令，却意外推动青少年走入更黑暗的角落、更难监管的平台。
全面禁令也将手机或社媒使用时段挤压到夜间与独处时段。许多青少年选择在深夜偷偷刷手机、上社媒，不但破坏生理节律，还抑制褪黑激素释放，使隔日情绪与注意力表现更差，形成恶性循环。
更可怕的是，这些“秘密时段”往往缺乏成人监督与社群审查机制。青少年可能被引导进极端化社群、观看暴力或自残内容，甚至成为掠食性网络行为的目标。由于平台边缘、加密性高，父母与师长往往后知后觉。
我们不能忘记，青少年之间存在巨大个体差异。注意力缺陷、情绪脆弱、感官寻求强烈的孩子??，特别容易受到全面禁令的“反弹效应”吸引。他们在规则之外找到兴奋、找到认同感。“校园内禁用”这类有限度规范，反而能减少他们被压迫的感受，提供一个安全又有限的训练场。
在政策上，我们太容易陷入二分思维——要嘛全开放，要嘛全禁止。但对于尚在发育、充满冲动与好奇的青少年而言，最有效的做法往往不是极端，而是适度。
“校园内禁用”的智慧，正是在于创造一个“自我控制的练习场”。它不是高墙，而是一道栏杆；不是绝对封锁，而是节奏调控。让青少年学会“什么时候可以用、什么情境下不该用”，才是真正培养内在自律、长远防范成瘾的关键。
因为，一味禁止的社会，不会让孩子更成熟，而是让他们学会躲藏、更早堕入不可见的深渊。真正的教育，不是打掉手机，而是教会他们在诱惑中稳住自己。那才是一种面向未来的神经训练，也是一种对青春期灵魂的尊重。
作者是台湾清华大学生命科学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