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媒记者来说，去新疆采访让人充满想象与期待。但当采访真的不再局限于官方行程时，我却一下子没了方向。
受当地官方邀请，我上周到乌鲁木齐采访今年的新疆两会（人大与政协年会）。这是新疆两会第三次邀请外国媒体旁听采访，同行的还有来自巴西、韩国和香港的媒体。
据说过去这些年，中国官方组织的外媒赴新疆团不少见。光是这次媒体团中，就有至少两名记者参加过不止一次。
头一次到新疆的我，舍不得浪费这次难得的机会。在两天的两会采访结束后，我多留了三天，希望再做些自己的采访。当地官员知晓我的安排，没有过问我的采访主题、采访对象、行程安排等。
我听前辈亲身讲述在南疆采访到一半被叫停的经历，也看过西方媒体记者因为在新疆的报道被迫离开中国。直到行程真正展开前，我心里仍有一丝疑虑：会不会嘴上说着放开，实际上派人暗中跟着？
但我担心的事情并未发生。在乌鲁木齐街头闲逛的三天里，我与不同年龄层的汉族人、少数民族搭话，也乘高铁去了距离乌鲁木齐不远的兵团城市。我的行踪或许多次被街头的监控摄像头捕捉到，但采访始终顺利进行。我想，这种开放的姿态，透露出官方对新疆这些年治理成果的自信。当然，我的足迹主要在乌鲁木齐与周边。
17年前发生“七五”暴乱的二道桥街头，如今游客往来如织，汉族与少数民族的面孔交织其中。这样的稳定和有序，离不开武警和公安的常态化守护。闪烁着警示灯的特警巡逻车停在路边，持枪的武警官兵、街头巡逻的公安干警，警觉地观察着这座城市的动态。
与之相对应的，是无处不在的安检，从地铁、商场、酒店，到图书馆、博物馆，甚至是菜市场。一位新认识的维吾尔族朋友告诉我，安检早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大家也都理解这是为了安全，“毕竟新疆一点小事，都会被无限放大”。
汉语的通行，是“稳定”的另一张脸孔。多年的汉语教育，让少数民族年轻一代熟练掌握汉语。我在街上随机搭讪的上十名少数民族面孔的孩童，无一例外都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有的甚至能脱口而出网络流行语。当他们转身与同伴玩耍时，又立刻切换回母语。一名育有两个孩子的“90后”维族母亲告诉我，她的两个孩子都在双语环境中长大，汉语同样是他们的母语。
30岁以上的少数民族，对汉语的掌握程度又有不同。在一家羊肉汤店，一名30多岁的维族大哥见我只埋头喝汤，主动用不太流利、带着口音的汉语，教我如何把馕泡入汤里。
另一家服装店里，70多岁的维族奶奶可以用汉语跟我介绍衣服的尺寸、颜色和付款方式。当我付完钱问她：“您在这里开店多久了？”她面露难色，让我重复了好几遍，最后不好意思地笑着说，她听不懂。
汉语水平的代际差异，是观察新疆民族融合的形象标记。根据官方数据，2024年汉语在新疆全区的普及率已经达到72.2%。这种高普及率，在新疆图书馆里也可见一斑。五层楼的图书馆里，我只在一楼的一个小角落，看到四个陈列少数民族语言书籍的书架；而同一层的文学类汉语书籍多达63架，经济书籍也有26架。
语言的畅通，理论上意味着少数民族群体更容易融入社会、谋求生计。但现实生活中，他们的处境各不相同。
街头有卖鞋垫、卖樱桃的十来岁少数民族青年，商厦里有经营坚果店、在餐馆里当服务员的维族女孩。一名来自新疆南部和田的青年，在地下通道为人贴手机膜。他一天只能贴二十多片膜，向我感叹回家一趟并不容易，买不起机票，只能坐十几个小时的火车。
另一名17岁的喀什小伙阿木，几个月前从职高退学，目前在一家肉店当学徒。他告诉我，这一行利润微薄，进价58元一公斤的羊肉，卖价只有60元。碰上顾客要求剔骨、修整，几乎没什么利润。尽管如此，他仍打算把刀法学好，将来开一家自己的肉铺。
不可否认的是，辛苦谋生的年轻人并不只存在于新疆，个体的职业选择也不能简单归结为民族问题。跳出既有框架后，回想起来，新疆最打动我的，正是这些做着普通工作，却依然保持真诚、善良甚至梦想的年轻人。
新疆占中国国土面积六分之一，而我仅在乌鲁木齐匆匆一瞥，所见所感只是极其微小的一个切面。新疆的复杂，需要走进更多地区、花更多时间，才能慢慢理解。值得庆幸的是，如今新疆已经向外国记者敞开了大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