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多地农民养老金最高缴费标准，2026年迎来新一轮上涨，不过有官方背景的媒体评论称，农民养老金困境不在上限不够高，而是多数人缴不起、缴不多，因此在抬“天花板”前应优先提升“地板”。
中国官媒《经济观察报》上星期六（1月10日）报道，近两个月，云南、安徽、贵州、辽宁等地宣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农民养老金）缴费档次最高标准将上涨，这是时隔数年后再次出现的密集上涨现象。
此前几年，辽宁、贵州农民养老金缴费上限均为每年3000元，2026年分别跳涨至每年5000元、6000元，云南进一步涨至1万元，成为全国首个缴费上限突破1万元的省份。
《新京报》星期天（1月11日）发表社论指出，农民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与个人账户养老金构成，上调缴费上限，相当于把个人账户积累的天花板抬高，体现“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原则。
但是农民养老金困境的主要矛盾不在“上限不够高”，而在“多数人缴不起、缴不多”。收入波动大、家庭负担重的群体往往只能选择低档缴费，最高档再高，也难以转化为普遍待遇提升。
社论指出，过度强调个人多交，还可能让公共养老金的财政兜底责任被弱化。因此，提升“地板”比抬高“天花板”更能直击痛点。
此外，农民工在城镇职工养老金与农民养老金之间也难以自由切换，因此解决农民养老金困境，就不能只把希望押在“抬上限”这一条腿上，更需要系统性补短板、强支撑。
文章认为，解决上述困境，应继续提高全国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并强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对财力薄弱地区的均衡支持，让基本保障更均等、更可预期。
此外，应优化补贴，包括对困难群体完善代缴情形和最低档补贴；为流动劳动者兜住权益，降低农民养老金与城镇职工养老金之间转换的损耗；对平台就业、零工等群体，探索更清晰的多方共担机制。
文章接着指出，农村地区养老护理、医疗可及性、社区互助等供给不足，会放大老年脆弱性，因此应推动基本养老保障与农村养老服务体系、长期护理保障、社会救助的衔接，让养老金真正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生活改善。
此外，农民养老金强调个人缴费，但农村居民的支付能力差异大，制度设计应更多体现“公共兜底+合理激励”，这包括地方在提高缴费上限时要同步评估财政补贴的承受能力，避免形成变相比较缴费档次的压力；以及鼓励乡村以补助方式支持参保，探索“集体补一点、政府奖一点、个人缴一点”的组合，让更多人能长期缴费、稳定缴费。
文章最后指出，既要关注缴费能力的提升，也要注重待遇保障的公平与可持续，才能确保每一位农民都能享受到应有的养老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