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有本地招聘专家公然提到：“企业更倾向裁掉新加坡人，转而聘请来自马来西亚、越南和菲律宾的员工，不尽然是因为他们掌握更多技能，而是他们‘更饥饿’。”她还直指“新加坡人过于安逸，对未来不够‘焦虑’（paranoid）”。
这种说法马上激起公众的愤慨与深层担忧，也引发不小的网络论战。但似乎这位完全不知错的资方代表，以及不少痛批其言论者都没意识到，这不仅是一场关于雇佣偏好的争论，更触及新加坡作为城市国家的社会契约与政治经济结构。若只将问题简化为“本地人懒惰与否”，便掩盖更重要的制度性不平衡，因为新加坡国民与外来劳动力，在义务、风险承受与收益分配上完全不同。
这位招聘专家只从公司逐利的角度看问题，但从政治社会学角度看，新加坡公民身份包含的不只是权利，也承担外国人所没有的庄严义务与沉重风险。以普通新加坡男性为例，高中或理工学院毕业后就将生命中美好的两年时光献给国家兵役制度，期间可能还要远赴异国他乡受训。这两年的汗水甚至牺牲，就远非寻常金钱所能衡量。
国民在国家安全与公共秩序上与国家的天然依附，意味着新加坡人自己承担维护国家运作的显性与隐性成本——国家防务、公共基础设施的维护，以及对本地社会稳定的守望互助。这些成本并不直接计入劳动市场的工资表，却是我们这个蕞尔小国得以维持高生产率、高开放性的安全前提。
相形之下，外籍劳工和专业人才则完全不承担这类长期性、制度性的风险。他们来到本地，不过是一次性或稍长的交易行为；他们为本地公司提供体力或脑力劳务以赚取收入，在约满后离开，两不相欠。新加坡国家的危急存亡，与他们毫不相干。因此，二者在对新加坡的“累积承诺”上，完全不对称；将二者相提并论，本身就是对新加坡国民的冒犯。一个是服过完整兵役，并且每年还须要回营受训的本地人；一个是可能赚了钱就走的外国人，如果全凭市场调节来决定雇佣关系，并大言不惭地指责本地人工作不够卖命，怎么听都让人心寒齿冷。
从经济学与劳动力市场的角度，企业成本最优化行为，在全球化背景中当然合乎理性。当边际劳动力成本存在显著差异时，雇主自然有动机去寻求更低成本的供给源。说句难听的，要是完全放开监管，那些招聘专家大概恨不得穿越回古代，去招一分钱薪水都不用发，却“饥渴十足”的奴隶。但这种微观经济算计的聚合，就可能会带来宏观的隐性成本。外来的结构性低薪竞争，不但会压低本地薪资水平，更会导致长期的社会信任与凝聚力侵蚀。若政府与社会不针对这些外部流动性低薪压力，通过法规、激励或再分配机制加以管控，则全球化的人力市场冲击，终究会冲垮新加坡的社会契约堤坝。
何况，新加坡人还不够“焦虑”吗？我们这种城市国家本身就因地窄人稠而存有天然的国民焦虑。从国家治理的视角，新加坡事实上也处于高度焦虑的治理模式之中，不但一直存在以绩效为导向的精英管理文化，整个社会对于竞争力与国际排名也持续焦虑，再加上建国后一直有对外部冲击的前瞻性防御，就长期塑造国人“必须不断负重前行”的国民心态。
这种结构性焦虑，虽带来长久的政策创新与经济上的巨大成功，但也使民众心态处于长期紧崩状态。新加坡人从来不是不够努力，而是不够放松。此外，由于整体生育率低迷，以及长期的外劳政策，为维持社会契约，对本地低薪蓝领工友的福利，就须要更长期且耐心的投入，其中就包括本地劳动力的稳定就业、职业发展与社会保障。
我并不是要对那位人力专家作个人的道德评判，而是希望借此机会，更清晰地指出并量化国民为国家所承担的巨大隐性成本。我认为，应将这些成本纳入政策考量，防止资方纯粹以资本收益的考虑来看待招聘问题。资方当然可以有逐利的天然诉求，但政府与社会则应划出不可逾越的红线。
作者是文史爱好者、宗教研究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