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的发展生动地表明，文明叙事——部分源于与新保守主义“纽约知识分子”相关的思想传统（其中一些是著名的犹太思想家），以及亨廷顿的理论——仍在持续塑造当代地缘政治话语。在复活节周末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针对伊朗发布一系列言论警告称，如果德黑兰不满足美国的要求，“星期二将成为电厂日和桥梁日”。值得注意的是，他将明确的军事威胁与宗教语言相结合，甚至以“赞美真主”结尾。同时，边缘性的宗教言论进一步放大这一叙事框架：一名基督教牧师在广泛传播极具争议的言论中声称，特朗普是上帝派来杀死伊朗人的。无论这些言论是否属于边缘现象，它们都反映出一种更广泛的话语环境——即地缘政治冲突正越来越多地通过宗教与文明视角来解读和正当化，而非通过主权国家关系的原则。
在中东，自冷战结束以来，冲突各方积极运用文明叙事来界定占领、抵抗与战争。以色列总理内坦亚胡长期奉行的“分而治之”战略，旨在阻止统一巴勒斯坦国家的形成——在某些情况下，通过对哈马斯（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公开或默许的容忍甚至支持——再加上哈马斯在巴勒斯坦民族独立运动中明确运用伊斯兰象征，共同促成一种简化的“文明冲突”框架。
在加沙战争期间，内坦亚胡在当代话语中引用具有暴力色彩的《圣经》段落，凸显文明语言在以色列战略中的工具性作用。美国推动的所谓《亚伯拉罕协议》，则反映出一种以文明为基础的地区关系模式，试图以宗教语言重塑外交关系，并可能将重心从国际法和国家主权，转移到以宗教为基础的政治联盟，将国家与宗教相混同。近期，白宫更是在美国视角下重复并强化这一文明叙事，为军事行动和干预提供正当性。
为什么是“文明叙事”？
这些带有历史与宗教色彩的叙事和倡议，可以被理解为试图以宗教正当性来重塑甚至取代现有国际法体系，为占领、定居点扩张、定点清除、军事打击和领土入侵等行为提供辩护。在现行国际法及以国家主权为基础的国际体系下，这些行为往往受到法律审视，并引发国际问责的呼声。在这一背景下，宗教、文明与历史叙事构建一种替代性框架，用以规避或绕开对国家非法行为的约束。
作为亚伯拉罕宗教的发源地，中东在“历史终结论”之后的时代中，无论主动还是被动，都深受文明叙事的影响。从以色列以宗教为占领辩护，到哈马斯以伊斯兰象征推动抵抗，各方都在借助宗教框架，为政治与军事行为提供正当性。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以《亚伯拉罕协议》为代表的一种国际关系框架，被用于连接“犹太国家”（以色列）、“穆斯林国家”（中东及其他地区）以及“基督教国家”（西方）。
与此同时，其他大国及政策制定者也并未免于文明话语的吸引。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将自身定位为东正教文明的守护者；莫迪领导下的印度，强调构建印度教文明国家；埃尔多安领导下的土耳其，频繁诉诸奥斯曼帝国的历史遗产；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则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为国家叙事。
文明代理？
冷战的结束（“历史的终结”）以及文明冲突叙事（“文明的冲突”）的兴起，意味着传统联盟关系正在转化为文明代理关系。一些思想人物，如诺曼·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和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倡导西方与穆斯林世界之间的对抗性框架，形成某种“犹太—基督教”战略联盟。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逐步构建以什叶派为核心的代理网络，通过意识形态与地缘政治手段，在地区扩展影响力。沙特阿拉伯则通过推广瓦哈比主义，将影响力从中东扩展至南亚乃至更广泛地区。与此同时，一些富裕的小型海湾国家也在国界之外培育代理网络。
这些代理实践严重削弱区域内外国家的主权，使中东日益呈现出代理网络泛滥与国家权威弱化的特征。这类实践跨越国界，通过代理武装在也门、叙利亚、利比亚、苏丹、索马里等地构建势力范围，进一步加剧原本脆弱的国家体系的不稳定性。
这些代理实践也在多个层面产生反噬效应：瓦哈比主义严重损害沙特的国际形象，在九一一事件之后达到高峰；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及代理网络使它陷入严重的经济困境与外交孤立；以色列及代理——美国——也在地区冲突中遭遇来自伊朗的显著反击。无论是代理方还是支持者，都付出沉重的经济代价，政治与外交声誉受损，甚至在军事上遭遇挫败。若要在中东建立持久和平，必须遏制一切形式的代理实践，以维护地区脆弱的主权国家体系。各国应当回归以国家主权与国际法为基础的秩序，而非继续依赖文明代理框架。
强化以主权国家为核心的地区与全球秩序
终结代理网络，必须强化主权国家，并推动以国家为基础的区域组织建设。中东国家应提升自身主权能力，包括发展国家防务能力，同时尊重并支持其他国家的主权，例如推动“两国方案”。
在强化国家主权的同时，中东国家还应重新审视二战后以语言或宗教为基础建立的区域性组织，如阿拉伯国家联盟和伊斯兰合作组织。这些组织日益失去效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议程与国家主权的实际关切脱节。相反，该地区应推动以地理为基础的区域合作机制——类似于欧洲联盟、非洲联盟、亚细安，以及美洲国家组织。相比之下，东亚、东欧与巴尔干地区以及中东仍缺乏类似的区域架构，导致冲突与紧张持续加剧。
为了维持以国家主权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与法律框架，中东国家以及其他国家应拒绝以文明为导向的国际关系模式，包括《亚伯拉罕协议》等可能削弱联合国权威、侵蚀中小国家主权的安排。相反，应通过强化主权国家、改革联合国等国际代表机构，并发展新型区域组织，来维护当今脆弱的国际秩序。
作者是美国弗罗斯特堡州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