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与美国以及以色列之间的矛盾几乎是无法调和的，这不仅是因为双方之间存在难解的宿怨，还因为事已至此，各方的选择空间都已十分有限。
伊朗并非一个根浅门微的新兴国家，而是一个不断追忆波斯帝国历史荣光，同时又努力想在现代文明体系中赢得尊重的国度。上世纪时，巴列维王朝选择与西方社会结盟，但代价是石油资源控制权的出让，以及对自身历史传承的轻忽，这种状况显然不符合伊朗人的内心所愿。
1951年，代表主流民意的摩萨台政府上台后，曾经采取石油国有化的手段，强行从英国人手中夺回石油资源的控制权，这种做法一度让伊朗人感受到荣耀的回归。但也恰是在这个历史节点上，美国人介入其中，发起代号为“阿贾克斯”的行动，推翻摩萨台政府，巴列维王朝复辟，接着就将近半数的石油资源交给美国。
美国人得到利益，但美伊之间的恩怨也由此拉开序幕。1979年轰轰烈烈的伊朗伊斯兰革命，既是对美国扶持的巴列维王朝的清算，也是伊朗人长期积压的内心仇恨的一次全面展示。掌权之后的伊朗宗教领袖将美国视作不共戴天的仇敌，甚至扣押52名美国外交人员，制造震惊全球的“伊朗人质事件”。
在那之后，伊朗的宗教政权推行双重叙事的治国策略，一方面强调波斯伊朗文明的独特与伟大，另一方面则是全力追随伊斯兰教义的虔诚与权威。这也造就当今时代伊朗独具特色的政治体制，这是一个最高宗教领袖与民选总统并存、政教合一的体制。正因如此，尽管同样信仰伊斯兰，同在中东地区，伊朗与一众阿拉伯国家却有着明显的不同。
美国人也从未想过有一天会去善待伊朗，除非是波斯湾的油气资源已经枯竭，或者是美国失去倾轧他国的能力。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与以色列之间存在根深蒂固的同盟关系，而由于存在宗教和地缘上的对峙，所有中东伊斯兰国家都是以色列的敌人，伊朗自然也不例外。
在伊斯兰世界里，伊朗原本应该是与以色列关系最好的国家才对。历史上，犹太人的先祖曾被巴比伦国王掳走为奴，史称“巴比伦之囚”，是波斯国王居鲁士大帝解救他们，并允许他们返回迦南故地重续民族历史。二战后，以色列顽强地在巴勒斯坦地区推行锡安主义，重新建国，此举直接伤害的是周边接壤的几个阿拉伯国家，而与伊朗并不存在领土之争，所以，伊朗也是较早承认以色列主权的国家之一。五次中东战争，让以色列站稳脚跟，也打服周边阿拉伯国家，但伊朗几乎没有参与其中。所以，如果是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战争，奠定中东地区当前秩序，伊朗仍然算是秩序之外的一个独立存在。
但伊朗在伊斯兰革命后，出于宗教对立和对抗美国的原因，将以色列视为“小撒旦”，与美国并列为头号敌人。以色列也深知以自身国土纵深之狭小、立国基础之脆弱，以及与伊斯兰国家之间的新仇旧恨，是经受不住哪怕最小量级的核打击的，所以，以色列在自己发展核武器的同时，一直在睁大眼睛寻找中东地区任何关于核武的信息。伊朗显然是距离实现拥核目标最近的中东国家，自然也就成了以色列最大的威胁。
正是这些来自于历史、宗教、地缘与财富等方面的因素，使得伊朗与以色列以及美国之间的相互敌视很难消除，它们之间的冲突最多是暂停，而不会终止，暂停之后也随时都会再度激化。在实力明显超过自己的敌人面前，伊朗人只能选择打一场不对称的消耗战，以巨大牺牲来换取体制的延续和历史叙事的维系。也正因此，拥有核打击的能力，对伊朗维护自身安全与尊严格外重要，伊朗不到万不得已，显然不会放弃拥核的战略目标。
这决定了以色列对伊朗的攻击和颠覆不会停歇，而在被彻底征服之前，伊朗人也很难再去选择一个罔顾自身历史传统，只求得到西方认同和扶持的政权。所以，即使美国出兵占领伊朗港口哈尔克岛，或者其他战略要地，战争也不会中止。同时，由于特朗普政府对局势走向的误判、美国和以色列的步步紧逼、对伊朗领导层的无差别猎杀等，如今的伊朗只能选择一条“舍生取义”的不归路。
在这样的局面下，美国人权衡利弊，最终会退回到在战场之外，继续支持以色列冲锋陷阵的战略定位之上。伊朗在这场终将无法定义胜败的战争暂停之后，也依然摆脱不了攘外与安内、历史与现实、宗教与世俗无法兼顾的选择困境。它那些已经被定点清除过好几茬的领导层，会进行怎样的反思，然后会开启什么样的改革来解决民生与发展问题，才是决定未来的根本。
作者是北京退休金融法律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