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北京与大陆政府总书记习近平会面，是国共两党最高层相隔10年后再次正面接触。从政治象征意义看，这当然可以被解读为两岸在多年紧张对峙之下，一次对和平的试探。
不令人意外的是，习近平会后重申反对台独、推动统一的政治意愿，郑丽文则强调交流、降温与“和平制度化”。可以说从会面场景与公开措辞来看，这的确就像是郑丽文所形容的，在种下一颗和平的种子。
但这是否就意味着，两岸自美国众议院前议长佩洛西访台后的军事对峙能就此揭过，往后会出现一个更为和平的两岸关系呢？
对一个离两岸都很接近，也长时间接触两岸华人观点的东南亚人来说，恐怕很难如此乐观，尤其两岸人民对所谓“和平”的理解其实并不相同。
北京官方与目前在野的国民党高层此次会晤所呈现的，主要仍是一种协商式和平，就是靠着双方领袖的接触，释放政治善意，以及透过谈判安排未来和平的可能性。这样的交流对话当然有价值，也能暂时降低冲突风险，但它能表达的多半只是政治意愿，而不是制度秩序。
以我一个在台湾住了几十年的东南亚华人来说，台湾社会今天真正在意的，恐怕不是两岸间“有没有谈”，而是“谈完之后的内容靠什么保证”。
因为对一般人来说，真正需要的和平是军事力量受到制度约束，不只靠个别领袖的善意维系，并且具有能跨越领导人更替的制度性约束与可追责机制。
简而言之，和平不能只靠一张纸上的政治承诺来保障，而必须回到制度的保障与治理的信用上来考量。
从历史来看，当然可以说，自1949年两岸分治以来的大规模军事对抗，虽然从1979年后已显著降温，但两岸始终未签署正式和平条约或停战协定。金门马祖一带过去的长期炮战历史，提醒人们台海现状不是由和平条文界定，而是由未终结的内战遗绪、政治默契、军事节制与来自外部吓阻（尤其是美国）共同维持的。
换句话说，两岸之间本来就不是一个已被最终解决的政治关系。
但对周遭国家，甚至对本区域内许多华人社会而言，同样很难接受中国以民族主义，推导出“既然同属中华民族，就必然应当统一”的结论。要知道，以台湾的被殖民历史经验，早已不是一句“自古以来”可以概括。
这一点若放到东南亚的历史经验中，其实更容易理解。二战后，整个东南亚在去殖民化浪潮中，逐步形成今日的现代国家。多数国家的疆界、认同与政治正当性，并不是单由前现代版图延伸而来，而是在殖民经验、独立运动与战后制度建构中慢慢成形。所以现代国家的疆界，不仅和过去传统上的国家疆界完全不同，也与殖民宗主国的势力范围，没有一定的关联性。
当然，台湾在1945年后由中华民国接收，曾短暂与大陆地区在中华民国旗帜下，统一短短四年时间，但把日本殖民时期与1949年后的分治一并计算，台湾由不同于今日中国大陆体制的治理经验所塑造，累积已超过一个世纪。这样的社会，不可能靠一句民族大义，就能跨越制度差异与历史记忆。
更重要的是，现代“中华民族”本身也不是一个自古以来就有的政治共同体概念。早有历史学的研究指出，这一概念是在晚清与民初国族建构过程中逐步成形，并在“五族共和”等近代政治框架下被制度化的。
北京目前最难说服台湾社会之处
这表明，北京今天若要以民族共同体来正当化统一的必要，仍不能跳过一个根本问题，就是现代化的民族叙事虽可以提供历史想象，却不能自动提供治理信任。因为台湾人民最终要问的，不是血缘叙事是否动人，而是未来制度是否可靠，统一方的治理纪录是否有信誉。
在我看来，这正是北京目前最难说服台湾社会的地方。因为协议是否可信，从来不只是看条文，而要看过往的治理纪录。尤其当邻近台湾的香港被作为对照组时，更是如此，且不论2019年香港反修例风波是否有外部势力介入，2019年后的香港，在国安法、选制重构与对反对派及公民社会的持续压缩下，人民的政治乃至社区自主空间已大幅缩小。这使得过去对香港50年不变的承诺以及对特区高度自治的承诺，在台湾社会眼中出现明显的信用折损。
所以对台湾人而言，问题从来不是北京会不会说和平，而是它的治理纪录是否足以让人相信，这些承诺能被制度性兑现。
因此，习郑这场会面固然释放和平信号，但这颗和平的种子能否发芽，仍取决于土壤，而不是修辞。
两岸间所谓的和平土壤至少应包括三件事：一是双方是否愿意降低目前的军事对峙，尤其是军事力量更强的一方，是否愿意先展现克制。第二，两岸能否建立真正对等的对话基础，为任何可持续的和平安排创造条件。除此之外，要让和平能够透过制度化方式落实，还在于北京未来能否以可验证的治理信用，说服台湾社会相信它的承诺不只是政治语言。
当然，作为本区域一分子，我相信多数人都乐于见到国共两党踏出这一步，也会对交流对话本身抱持肯定与鼓励的态度。但区域内真正渴望和平的人们，要的从来不是只靠领袖见面与协议文字维持的协商式和平，而是能在法治、自由、责任政治与长期治理信用中被保障的和平。若无法回答这个制度层次的问题，再多历史性的握手，也很难把和平从象征带入现实。
作者是定居台湾的马国时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