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几周内，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事件揭示了美国、以色列与伊朗之间战争的真实本质。这绝非一场地区冲突，因为全世界都在为此买单。尽管账单金额尚待确定，但交战各方绝非唯一买单者，这一点已显而易见。
战争通常被包装成关乎国家安全、领土完整、人道主义，甚至文明冲突，但这些说辞掩盖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战争是人类活动中定价最失准的领域之一。发动战争者极少承担全部成本，这些成本往往会跨越国界、市场和时间被转嫁出去。除了物质破坏，战争还会产生巨大的负外部性。肇事者所付出的代价，仅反映社会成本的一小部分。
当然，战争会将下游成本转嫁给他人的这一直觉，早已深深植根于政治经济学文献之中，从亚当·斯密和戴维·李嘉图，到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卡尔·波拉尼皆是如此。但全球化已将这种效应转变为现代经济的结构性特征。
试看当前伊朗冲突的经济账目。除人员伤亡外，美国的直接军事开支可能高达数百亿甚至数千亿美元（开战一周后，相关费用已达127亿美元，约161亿新元）。然而，通过能源、粮食和金融市场传导的更广泛经济成本则高得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随着能源冲击的波及范围扩大，以及通货膨胀压力的加剧，这场战争已然削弱许多经济体的增长前景。
这种传导机制极其简单。当油气价格上涨时，交通和电力成本随之攀升；当化肥价格上涨时，食品价格也随之上涨。各国央行可能会通过收紧货币政策来应对。最终，经济增长将放缓。
然而，这种多米诺骨牌效应并未体现在实际的战争账目中。关于衡量战争真实成本的研究一再表明，这些成本远超过战场范围。约瑟夫·施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和琳达·比尔姆斯（Linda Bilmes）在研究伊拉克战争时发现，一旦将宏观经济影响纳入考量，相关成本总额高达数万亿美元。同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都发现，暴力冲突会抑制远离冲突地区的经济体增长。
战争是由全球共同补贴
即便按照保守的假设，美国所承担的全球经济损失总额，也仅占很小一部分（正如乌克兰战争的负面溢出效应远超过俄罗斯的直接成本）。正如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最近所警告的，其余损失分散在整个体系中，由全球的能源进口国、新兴市场和家庭所承担。从这个意义上说，战争是由全球共同补贴的。
有三种机制使这种情况成为可能。第一种是空间机制。现代经济体之间紧密相连，当战争扰乱某个节点（尤其是能源咽喉要道）时，影响便会呈连锁效应向外扩散。霍尔木兹海峡不仅仅是一条地理通道，更是全球经济中的结构性薄弱环节。
第二个机制是时间性的。战争通常须要从未来借用资源来支撑当下。政府通过举债为冲突提供资金，将成本推迟到尚未在政治上拥有代表权的世代。过去战争的财政后果在数十年后仍在持续显现，体现在公共债务、受限的政策选择，以及那些比产生它们的政治体系更持久的债务负担上。
第三种机制是分配机制。战争使决策权集中，却将成本分散。决策者并非承担者，这一洞见正是现代冲突经济学的核心。牛津大学经济学家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指出，战争之所以持续，并非因为它们具有集体理性，而是因为它们能带来私人利益。少数群体获取收益，而广大民众则承担损失。当今的网络化经济进一步加剧这种不对称性。
正如全球能源政策中心的爱德华·菲什曼（Edward Fishman）在著作《咽喉要道》中所论述的，当今的权力流动通过能源通道、金融网络和供应链等全球系统进行，但冲突将这些系统变成经济传染的渠道。结果形成一种奇特的倒置：战争在理论上看似代价高昂，但在实践中却负担得起，因为大部分账单由他人买单。
这一定价失衡会带来可预见的后果。当商品受到补贴时，我们就会获得更多。当价格过低时，就会出现供过于求：污染过多、风险过大，战争也随之增多。
因此，尽管政治层面的挑战可能有所不同，但政策挑战却是熟悉的：要遏制战争，就必须将其成本内部化。那些挑起冲突者必须承担更大份额（甚至最好是全部）的真实成本。要确保这一结果，需要一个有效的全球性机构，它比全球市场能更有效地统一冲突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在世界建立起这样的机构之前，激励机制将依然扭曲，因为对那些发动战争的人来说，人类能想象到的最具破坏性活动之一，似乎如此“可负担”。
作者Antara Haldar是剑桥大学法律实证研究副教授、哈佛大学客座教授、欧洲研究理事会一项关于法律与认知资助项目的首席研究者
英文原题：The Mispricing of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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