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3日传来郭振羽教授去世的消息。3月24日，家属遵嘱丧事简办，安设灵堂，让郭教授生前的同事、学生及友人凭吊怀念，以寄托哀思。3月25日，郭振羽的遗体火化后海葬。
同许多上世纪90年代前来新加坡的新移民一样，我最先是从电视屏幕上认识郭教授的。这位新加坡两所顶尖大学大众传播学院的奠基人，在1980年代、1990年代初举办的亚洲大专辩论会及国际大专辩论会，与众多华人翘楚出任评审，一经电视转播，让当年还在上海念大学及研究所的我，对他留下深刻印象。真正了解郭教授本尊，则是在不久后我来到新加坡的事。
纵观郭振羽生前走过的地理轨迹，对选择新加坡为自己家园的众多新移民来说，颇是一番欣慰。郭振羽出生于1940年的福建，当时的中国正是战火纷飞的年代，他的父母家人随国军退守台湾后，郭振羽在宝岛长大成人，并传奇式地遇见同年同月同日、同样出生在中国大陆，后来落脚台湾的罗伊菲女士，缔造一段令人羡慕的婚姻佳话。在赴美深造后，他于1973年应聘前来新加坡大学任教。在几经磨合之后，终于在气候潮湿的南洋落下脚跟，于1982年归化为公民。
对于每一个离散华人来说，如何定义“家”从来都不是一桩容易的事。郭振羽用10年的光阴，在四十不惑之年岁，把新加坡当成最后选择的家园，这在他那一代华人之中颇具典型意义。在历史上，中国人曾经是一个逃跑的民族（柏杨语），“逃跑是上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聂华苓语）。学成后不愿在美国当一片无根的文化浮萍，沦落为精神漂泊的一代，在新加坡的感召下，郭振羽带着试探性的心理，来到这个“边缘”而陌生的城市国家。
初为新移民，在精神上往往都带有“作客”的倾向。自古而今，海外华人命运在历史的航道上几经变化，从天朝时期的过番劳工“金山梦”，到改革开放后涌现的浩瀚留学潮，再及世纪疫情之后突现的富而优则“润”，中国人不断在世界重塑着自我。在变动不居的流变中，新加坡从古代史中一个海外航行的节点，成为现代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华人聚集地。新加坡在建构自身多元文化的同时，也在丰富着中华文化的多元性。郭振羽正是一位这种文化双向交流的贡献者。
2025年8月配合建国60周年，郭振羽推出他口中的“最后一本”华文新书《新加坡国族建构之路：文化、语言与传播》。在新加坡从事教育及学术工作并愉快生活超过半个世纪，亲眼见证并亲身参与新加坡建国历程，他有资格也有胆识给出洞见。
在与《联合早报》记者分享出书心得，以及多年来对新加坡多元社会发展的观察时，郭振羽谆谆提醒道，作为一个移民社会，新加坡身份认同的发展及建构过程将是持续的，“没有终点”。面对世界局势的巨大变化，以及新移民来源地的纷杂与多元，新加坡社会融合的过程将变得更加复杂。即便是作为本地最大群体的华人，同样也是多元的。郭振羽概括道，自新加坡开埠以来，华人社群从19世纪的海峡华人和过番客之分，到20世纪的华校生和英校生分歧，再到21世纪以后的原居民和新移民的矛盾，长期都有必须磨合的问题。
在学术上，郭振羽是接受严格美式教育训练的社会学家，也是新加坡传播学的开荒者；在社会上，他又是一个为华人社会所熟悉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不时在《联合早报》发表文章，从国家民族的长远愿景去衡文论世。他一扫新加坡传统华人左翼激进的刻板印象，用自己的专业修养达至新儒家的家国之思与宏大的文化关怀。在世界纷扰、人类基本规范与价值伦理不断经受质疑和挑战的时刻，为生民立命，发挥公众知识分子的积极作用。
2013年10月26日，《联合早报》刊发郭振羽文章《从“文化中国”到“文化中华”》，将杜维明在1991年发表的《文化中国：边缘中心论》中提出的“文化中国”这一概念，扩展为“文化中华”，为新加坡华人文化争取“文化中华”的名分。2018年9月10日，《联合早报》刊发《从原乡到新土的文化苦旅》，郭振羽在文中指出，跨境的中华文化，由原乡移植到新土，呈现本土特色的“新土”文化创新，也已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可以丰富中华文化内涵，对中华文化发展作出贡献。同时，新加坡华族文化先天存在的“双重性格”，兼有源自原乡华族文化的共性，以及作为“新土”的新加坡文化特性，也是新加坡华族文化宝贵的资产。
郭振羽教授留给外人的形象是理性的，而他的终生伴侣罗伊菲女士则是感性的。她曾在一篇题为《永远的家乡》（2012年3月6日四方八面）文章中写道：“作为现代人，‘家乡’是一个模糊遥远的梦；而生于这个时代，寻求乡土的根早已是我们负担不起的奢望。科技日新又新，土地面貌瞬息多变，我们的感情怎能寄托于对一片土地的爱恋。我们住在哪儿不重要，重要的是把我们深厚原始的感情，种植在哪一种文化的土壤里。只有华夏文化，是我们永不消逝的家乡；只有那经由文字和语言递传下来的历史文明，是一脉源源不绝的活泉……真如宋朝大诗人苏东坡所言：‘此心安处是吾乡’。”
作者是本地退休工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