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仅剩12年时间来保障自身未来，此言毫不夸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2038年满85岁。只要身体健康，就很难想象他会放弃将台湾完全纳入中国大陆版图的野心。因此，日本最多只有10余年时间来阻止这一进程，成败则将决定性地塑造这个国家的命运。
日本再也不能觉得时间站在自己这边。12年转瞬即逝。2014年日本刚获得2020年奥运会主办权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但世界却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地缘政治时间的流逝速度，要比公众认知快得多。
如果日本想要维护战略自主权，就必须令人信服地阐明，为何不能也不应屈从于中国的影响力。关键的第一步，就是承认日本的战后战略框架已然过时。这样一个认知将对政治、经济、同盟管理乃至宪法安排产生深远的影响。
数十年来，日本始终以和平主义国家自居。它恪守不拥有核武器的承诺，禁止武器出口，在联合国事务上表现得无可挑剔。它力求赢得所有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好感，还在中国的改革开放时期向它注入巨额投资。
这种姿态曾经实现目的：它安抚周边邻国，使日本在全球化扩张时代占据有利地位。但那个时代已然终结。尽管日本战后恪守的原则本身并无错误，但克制如今正带来日益提高的战略代价。随着多边机构分崩离析，对多边合法性——尤其是通过联合国——的依赖正成为某种软肋。追求普世友谊的时代，正逐渐让位予选择性结盟和敌对集团的构建。
这些变化的背后潜藏着一个根本性的转变。作为二战后日本的战略保障者，美国已非昔日模样。盟军胜利80载后，关于历次战争起因与胜利代价的教训，不再塑造着美国的战略本能。对现在这些美国领导人而言，二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都是遥远的记忆。
美国关于保卫日本、韩国和台湾的承诺，源于80年前的一场胜利。美国维持安全承诺不仅因它们具备战略价值，更因为它曾为捍卫这些承诺而付出过巨大代价。
但这种逻辑对当今政策制定者的影响力已大不如前，而这恰恰就是战后日本所面临的核心悖论。数十年来，日本的安全根基在于不可或缺的地位——对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布局、对全球经济、对开放贸易体系都举足轻重。但如今，美国领导人正日益质疑日本的不可替代性，要求它通过粗略的成本效益计算，来证明自身价值。
这些全球性变化与日本的国内现实，形成尖锐冲突。战略竞争讲究速度，而日本已是个老龄化社会。它面临着导弹与医院病床之间的艰难抉择。要在10年内将国防开支翻番，就要保持年均约7%的持续增长率，这堪称一个极其艰巨的目标。即便实现开支翻番，仍远远不足以应对中国军力的迅猛扩张。
与此同时，围绕日本无核原则的困惑持续存在。不拥有、不生产、不进口核武器的三大原则，与广岛长崎的道德遗产一样，已深深植根于国家的身份认同之中。变化的并非对美国延伸威慑的信任丧失，而是日益认识到威慑不仅要在理论上可信，更要在实践上可行。随着地区安全环境恶化，许多人质疑美国遥远的核能力，是否仍能有效威慑日本邻近地区。
每当日本试图突破战略桎梏，国际舆论便会予以束缚。增加国防开支的努力，招致“重新军事化”的指控（中国对此尤为热衷）。任何参照已故首相安倍晋三的主张推进修宪的尝试，皆被贴上极端主义标签。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时，国际舆论往往不由分说地认定其心怀恶意。即便倡导尊重国旗和国歌，也会招致最恶意的揣测。
这些反应不仅来自中韩两国，西方媒体亦多持相同立场。结果就是围绕日本战略选择的讨论空间日益收窄，各类迫切决策被不断推迟。与此同时，那些昔日习以为常的资产已然贬值：美国的支持越来越让人感觉靠不住；在联合国扮演“全球模范公民”的回报日益稀薄；日本的科技优势也面临日益激烈的挑战。
日本最大的脆弱性不仅在于政策失误，更在于集体心理。推行缺乏广泛社会认同的改革存在风险，投资于可能无法持久的国际秩序，同样充满隐患。倘若在政治上脱离美国的做法能被社会所接受，长期压抑的不满情绪可能会迅速重新浮现。
时至今日，日本依然怀有被战略包围的恐惧。这个位于欧亚大陆东北边缘的国家，始终依赖着遥远的海运通道。尽管对自主权削弱和选项减少的担忧很少被明确表述，但这种忧虑始终如影随形，悄然塑造着国家行为。
日本领导人必须采取什么行动？两大要务显而易见：首先，日本必须立即拓大自身战略回旋空间。推迟重大决策已不能被包装成“保留各类选项”，如今反而产生反效果。
其次，日本领导人必须在国内外进行更有效的沟通。他们必须摒弃说教姿态，清晰阐明为何适应与变革对维护自主权和安全至关重要。变革不应被视为对战后秩序的背离，而应被理解为在新形势下延续原则的途径。
若不采取行动，日本就只能被外部局势推着走；若无有效沟通，日本将四分五裂。未来这12年容不得半点踌躇与迷茫。
作者Taniguchi Tomohiko是前首相安倍晋三特别顾问，现为保守派游说组织“日本会议”主席
英文原题：Japan Can No Longer Afford Strategic Conf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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