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0月30日在韩国釜山的会晤，标志着自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开始以来，中美贸易关系最重要的重启。在长达数月、以连续几轮关税、出口管制公告，以及对稀土和高科技零部件的报复措施为特征的升级之后，贸易战终于迎来休战。此次休战暂时中止新的关税征收，部分暂停高科技限制，并有条件地解除未来一年的出口管制。
休战带来什么？
根据白宫于11月1日发布的事实清单，休战协议所包含的让步显示，北京和华盛顿均未能让对方完全撤销相关措施，但双方都获得与各自国内的政治经济限制相应的有限缓解。
对美国而言，贸易战部分降温，避免制造业瘫痪（因中国对稀土及其他关键矿物实施出口管制）以及农民群体的不满情绪，同时缓解消费品的通货膨胀压力。对中国而言，它赢得希望能维持一年的稳定贸易关系（尽管关税水平仍相当高），并确保更多获取美国高科技产品，特别是半导体行业产品的渠道。
公共评论普遍将此次谈判结果定性为“中国的胜利”：华盛顿似乎更大幅度地暂停惩罚性关税，而北京则基本维持结构性壁垒。然而，这种解读却忽略双方谈判所依据的相对基线。若以2月贸易冲突升级为起点衡量，并参照华盛顿从其他贸易伙伴处获取的让步，此次谈判格局显得更为均衡。
事实上，与2月份（“芬太尼关税加对等关税”之前）的基线相比，休战后的关税增幅，高于大多数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的国家。例如，根据美欧贸易协议，作为美国贸易逆差的第二大贡献者，欧盟面临美国15%的对等关税。相比之下，此前欧盟面临的平均关税为1.5%；也就是说，欧盟现在面临13.5个百分点的关税增长。
另一个例子是出口导向型国家越南。在与美国签署贸易协议后，越南面临美国20%的对等关税，而此前的关税约为4%。也就是说，美国对越南的关税增幅为16个百分点。
然而，根据特朗普的说法，休战后，中国面临的平均关税为47%，而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设定的关税水平为19.5%。也就是说，中国面临超过27个百分点的关税增幅。尽管一些贸易经济师认为，休战后的平均关税约为41%，而非47%，但这仍然意味着超过20个百分点的增幅。
因此，此次休战不应被视为一方的不对称的让步或另一方的胜利，而应视为双方为各自国内目标所进行的策略性休止。特朗普进入选举年，须要展示经济务实性以平息市场波动；北京则需要外部平静来稳定贸易和资本流入，以促进国内经济调整。双方的目标聚合而成临时缓和，但彼此都不会将它误认为和解。
贸易关系难以稳定的结构性原因
尽管釜山会晤营造和解的气氛，但潜在的结构性摩擦仍未得到根本解决。脆弱的妥协是建立在三条持久的断层线之上。
一、美国两党对华的鹰派立场。
对持久和平最显著的制约，在于美国国内对华的政治共识。在过去10年中，反华情绪已从一个党派竞选议题，演变为一个涵盖国会、智库和行业协会的广泛、制度化框架。
即使特朗普试图将自己塑造成一个交易撮合者，国会仍继续立法通过一系列针对中国的措施，从拟议的《促进供应链韧性法案》到《保护美国人数据免受外国对手侵害法》。每项法案都以压倒性的两党多数通过，这反映出一种结构性共识：经济接触必须以战略审慎为前提。
鉴于当前环境，行政部门谈判达成的任何休战协议，都易受国会审查。一旦中方履约情况被认定不足，财政委员会和外交关系委员会可依据现有法定权限，迅速要求恢复关税。
此外，从主流媒体到具有影响力的智库，当前的公共生态系统更热衷于巩固这样一种专业的政策阶层：他们致力于持续对北京施压，而非寻求与之共存。因此，即便行政政策的暂时缓和，也无法扭转将中国定义为制度性竞争对手，而非平等伙伴的根本情绪。
二、美国官方的法律弹性。
另一个不稳定因素，源于贸易法规赋予总统实施关税和制裁的自由裁量权。《232条款》和《301条款》都赋予总统广泛权限，可出于国家安全或不公平贸易原因，决定、合理化和重新征收关税。关键是，法院历来都尊重行政部门对“国家利益”的评估。
这种法律弹性意味着，即便在釜山达成休战协议后，重新升级的手段仍随时可派上用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保留所有程序性基础，可以在极短通知内重新启动暂停的关税。实际上，只需一份行政备忘录，声称“情况发生变化”，即可重置关税，无需国会授权或公众评论期。
特朗普政府在2024年后的重组，进一步集中这一权力。新成立、设在商务部内部的战略工业与经济安全办公室（Office of Strategic Industries and Economic Security），整合出口管制和关税政策职能，主任直接向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汇报。这意味着限制措施的重新启动，可作为协调一致的行政行动实施，而非通过协商程序推进。
鉴于这些法律和官僚机制的动态变化，休战协议在美国国内并无强制执行的保障措施。对北京而言，这可能意味着长期的不确定性：当未来的政治算计——甚至竞选考量——可能在一夜之间颠覆关税政策时，企业和投资者无法安心依赖关税稳定性。
三、双重供应链脱钩：运营独立性作为战略政策。
第三个限制条件在于，两个经济体同时且有意识地追求供应链自主化。即便特朗普和习近平在釜山曾营造出一些信心信息，但双方各自的产业战略仍朝着相反方向发展。
中国今年迅速实施战略矿产管制条例，以及半导体及其他高科技产品的双循环战略，这证实北京旨在使其关键上游资源——从稀土到特种石墨——免受外国杠杆影响的意图。这些措施，尽管在休战期间不再那么紧迫，反映的是结构性政策而非短期报复。
与此同时，通过《晶片与科学法案2.0》和加强关键矿产韧性的新措施，美国的产业战略正在扩大对回流的激励。同样，在半导体领域，华盛顿加强与日本和荷兰等盟友的“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行动，为美国晶圆厂提供先进光刻设备。北京将此类举措解读为事实上的遏制，继而促使它反过来着重发展自主晶片架构和开源硬件创新。
这种相互强化产生一种自相矛盾的动态：虽然休战协议中止公开冲突，但它可能恰好帮助双方争取时间进行悄然脱钩，即双方利用这段喘息空间来强化国内韧性，并减少对对方杠杆的依赖。从这个意义上说，此次休战可能与其说是和解，不如说是一份有组织的脱钩时间表。
精心管控的接触限制
从政治经济角度看，此次休战揭示大国贸易竞争如何从关税对抗演变为结构性分化。谈判的焦点已不再局限于贸易逆差或货币政策协调，而是关乎技术生态，即未来数码架构的设计、构建与标准化由谁主导。
在此背景下，休战协议的有限范围反映的是竞争性共存的逻辑，而非自由融合。华盛顿和北京都接受在相互区隔的领域内共存，这些领域虽有重叠但被选择性地隔离。
这些有限的让步——仅限于特定产品类别的关税削减，以及仅针对关键产品的出口管制暂停——或许确实体现一种正在形成的“有限相互依存”原则：一个两大强国仅在精心管控的范围之内保持联系的世界。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黄金顺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