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表《美国大学校园右倾化更值得深思》（10月1日《联合早报·言论》）的拙文后，陆续接到一些读者的反馈。其中一名北京某大学教授说，对右翼势力未来将如何左右美国政治很感兴趣。笔者在回应时认为，美国右翼的本质是本土民族主义的强势崛起，这不仅符合今天西方社会的民族主义回归势头，也是我们观察美国的重要切入点。
笔者首先检视一下其他的“美国观”：刚刚逝世的历史学家许倬云教授，在中国历史研究方面做出一定的贡献，特别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社会科学方法，研究战国时期的社会流动问题，及后来对西周史的细致研究，他同时也对史学的大众传播倾注大量心血。但在笔者看来，许教授对美国的看法却似乎大而无当，不得要领。例如，他认为美国衰落的核心是道德和信仰的崩溃和个人主义的泛滥，但在笔者看来，这种视角仍然是非常中国式的道德主义和伦理至上的思维定势，似乎今日美国需要以互助和群体为核心的伦理和精神重建。但在美国进行一场包括批判“个人主义”在内的“伦理重建”，而又非以任何宗教为价值基础，在笔者看来实在虚无缥缈，缘木求鱼。如果论者真有此雄心，那也应该以英文著述，向美国人呼吁才对。
另一种美国观是基于一种老生常谈的辩护立场。这种视角质疑“美国衰落说”，强调政治和思想的左右博弈和危机，以及表面混乱是美国政治常态，而美国次次都以自身制度修复能力走出危机。因此，观者大可不必因为一时的困局大惊小怪。这种立场忽略美国优越的地理位置、安全环境和国家体量，以及经济实力，可以维持基本社会稳定，更忽视美国统治精英长期建构的全方位武力和话语霸权，事实上导致多数普通民众只能顺从的事实。
上面这些观点都未能在实践中具体重视美国右翼崛起的长远影响。早在2017年8月12日，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发生的血腥事件，即极右翼分子菲尔兹驾车冲入人群后，笔者即在网络媒体上提示，美国有“纳粹化”的危险。
这一观察同时植根于笔者对美国历史教育的长期批判——在讲述20世纪历史时，可能由于缺少东亚和欧洲民族那样的切肤之痛，美国教育界对法西斯、纳粹、日本军国主义的态度十分暧昧，导致大学生对纳粹暴行的热心“研究”，缺乏根本的批判立场，更像是玩味和迷恋，对日本的武士道更是觉得“很酷”。
特朗普当选是防御性排外民族主义表征
美国总统特朗普两次当选，既是一种防御性的排外本土民族主义表征，更为这种潜在的思潮推波助澜，提供精神的鼓舞和某些制度平台。因此我们看到右翼大学生在组织起来，今年8月抵达美国求学的国际留学生已经大减19%；工作签证H-1B暴涨的费用，造成居留美国的外籍专业人士人心惶惶；对佐治亚州现代汽车公司韩国员工的暴力驱逐，极大地伤害韩国人的自尊心。一些顶尖美国学者警告，削减科研经费会严重削弱美国科研实力，而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在国民卫队的加持下，暴力驱逐非法移民，引发宪法危机。
美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完全有权制定边境和移民政策并贯彻执行，但在实践中，执法对象往往就是有色人种，特别是英语带有原籍国口音的第一代移民，哪怕作为个体的新移民已经归化为美国公民。在眼下的肃杀气氛下，即使笔者一家在驾车外出旅行时，为防万一都要带上护照、绿卡以备查验；在过去，美国国内旅行和住宿只需驾照即可。
即使一些熟知美国历史的学者，在分析特朗普动用武装力量协助执法的先例时，也犯了一个错误。这些分析提到1957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引用《反叛乱法》（Insurrection Act of 1807），派遣陆军第101空降师到阿肯色州小石城去执法，用武力护送那几个黑人进白人学校上学；也提到1963年，有几个黑人要到阿拉巴马大学上学，阿拉巴马州长华莱士挡住门，不让她们进去。当时的总统肯尼迪也引用《反叛乱法》，动用国民卫队迫使华莱士让开，让黑人学生进去的美国往事。
这里的核心问题其实不在于“引用”什么，而在于“目的”是什么。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对法条的引用，目的是在保护弱势群体的基本公民权利，促进平等与融合，最终效果是积极和进步的，也已经成为美国政治和社会的寻常现实。但自今年9月起在芝加哥地区进行的大规模强制执法和暴力驱逐，虽然在严格的法律意义上或许合法或存在争议，但根本方向与前述两次背道而驰，是在排斥和驱赶，而非保护和协助融入，更不必提被逮捕的500至1000人中，也包括被错误拘留的美国公民或有合法身份者。
回到前述的种族问题，可以确信，被“错误拘留”的公民不会包括英语地道、一看就是美国人的本土白人居民，只会是少数族裔。
其次，就以法律和制度问题本身来看，尽管州政府和美国总统可以就联邦是否有权，动用武装力量干预州一级的决定进行攻防，但目前趋势是，特朗普总统的顾问与支持者一直在主张，联邦法院不应再扮演中立的裁决角色，理由是在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中，总统的事实判断理应具有终局效力。
这是典型的以国家安全为借口，最终使行政权压倒独立司法的大胆尝试。这还是和两名前总统动用军队护送黑人进学校接受教育的性质迥然不同，是美国走向行政权扩张或独大，而且专门针对弱势群体的政治倒退。
因此，笔者既不赞同美国须要反思个人主义这类道德呼吁，也不赞同美国从来就不稳定、始终存在斗争这类泛泛之论，而是希望有心人切实关注目前美国的排外本土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相关政策的真正实质，并对它在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领域可能的后果充分预估。
（作者是美国阿勒格尼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