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公交车资调整的三角习题

公共交通理事会宣布,自今年12月27日起,公交车资将整体调高5%,每趟车资平均上涨约9分至1角。这是地铁与巴士车资连续第五年上调,尽管涨幅低于去年与前年,但仍引发公众关注。此次调整预计将为全年车资收入增加约1亿1550万元。

根据理事会制定的车资调整方程式,今年的最大可调幅度为14.4%,相当于每趟车资上涨2.1角。新捷运与SMRT均申请调高至最高幅度,但理事会考虑到国人普遍面临生活费上升的压力,最终批准调高5%,其余9.4%则纳入“延后涨幅”,留待未来调整。这也意味着,除非能源价格显著下跌,明年车资仍可能继续上涨。

理事会强调,目前车资仍在乘客可负担范围内。2024年,收入处于第21至40百分位的家庭,公交车资支出占月收入的1.7%;而第11至20百分位的低收入家庭,占比为2.4%。

这得益于政府对公交服务的大力资助。除了每年约20亿元的营运补贴,政府还额外拨款逾2亿元,用于支付延后涨幅的相关开支。此外,未来八年,政府将在“巴士连接增强计划”中投入近10亿元。根据官方估算,政府在每趟车资上的平均津贴超过1元。

尽管如此,在物价普遍上涨的背景下,公交车资的持续调高仍引发部分乘客的不满。理事会以延后部分涨幅的方式缓解压力,用心良苦,但车资年年上涨的趋势,仍加剧民众对生活费叠加的担忧。

自1987年成立以来,公交理事会肩负双重使命:既要保障收费的可负担性,也要确保业者的营运可持续性。在成本不断上升的环境下,要兼顾两者,挑战不小,政府的财政支持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

事实上,全球多数国家都对公交服务提供显性或隐性的补贴,新加坡亦不例外。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补贴虽有助于维持服务,但也可能导致业者过度依赖政府,影响营运效率;过度补贴还可能诱发通勤需求膨胀与资源浪费。因此,如何在车资补贴、业者成本与政府投入之间取得平衡,是各国普遍面对的政策难题。

公交作为基本公共服务,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功能。它满足通勤需求,尤其对无法负担汽车的中低收入群体至关重要;相较私家车和电召车等选项,公交有助于缓解交通拥堵与空气污染;更重要的是,它连接人群与经济活动,提升整体生产力。换言之,公交服务不仅促进社会公平,也有助于提升经济效率以及居民福祉。

从这个角度来看,政府对公交的投入,包括车资补贴,应视为一种公共投资。低廉的车资与高效的系统,不仅提升城市宜居性,也激发经济与社会活力。通过竞争性的承包模式,监管官方可避免补贴带来的效率下滑问题。此外,政府的持续投入,也有助于缓解生活费上涨的连锁效应,减轻民众对未来车资调整的焦虑。

与许多国家相比,新加坡拥有充足的财政资源,能在公交服务作出更大的投入。2024财政年,政府从拥车证收入中获得65亿元,车辆税收亦达25亿元。相较之下,今年车资调整仅为全年收入增添1亿1550万元。

目前,公交理事会的车资调整方程式,综合考虑核心通胀率、工资变动、能源价格、生产力增长与公交容量。交叉补贴是公共政策中常见的工具之一。未来,是否可将拥车证与车辆税纳入车资调整机制,以抑制车资上涨的幅度与频率,值得进一步探讨。这不仅有助于缓解乘客、业者与监管官方之间的张力,也有助于构建更可持续的公共交通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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