蕉风椰雨的赤道，从来不缺土生土长的文化果实，殖民地时代前后都是一片开放的环境，风能进，雨能进，四方文化更能进。无论是欧洲、印度、阿拉伯还是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群岛的文化艺术，几百年来不断随着商旅、政治人物和文人雅士的帆影、足迹，留驻于此，有些留在沙滩上，抵不住潮水冲刷而消失，有些则深入民间，落地生根，孕育出本土创作，自成一格的文化结晶。
清末以降，华人移民潮带来的流行文化创作大爆发，是本土历史重要的一节。从早期的庙会、戏班到歌台和唱片，长堤两岸华人参与者不少，但创作未形成风潮。
最近由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和新传媒联合制作的七集纪录片《星期二特写：星空下的邂逅》，以1980年代新谣发展历程为主轴，回顾本地创作流行音乐走过的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的参与者、创作者对这场运动的历史定位与自我评价，是对那个大量年轻人投入创作的精彩时代的重要记录。据估计，当时华校背景的初高中和社会人士所成立的大小团体不下百个，创作的歌曲成千上万。
对今天的中老年人来说，那是建国后记忆最深刻的文化运动，在媒体和娱乐选择有限的时代，这股自发而相互传染的创作热情遍地开花，为当时的社会留下深刻印记。
在华语校园之外，一群英语圈的青年也在当时积极进行音乐创作，如陈国华（Mark Chan）和李迪文（Dick Lee）等，使得整个时代洋溢浓浓的青春创意。
因此，新谣的名称固然有特定意涵，也容许不同定义，但更值得新加坡人怀念和珍惜的，是那一股贯穿整个时代的创作、投入与相互欣赏的热忱。它反映的是逐渐丰衣足食的1980年代，年轻世代对创作和表达的激情，尤其对末代华校生社群来说，那几乎就是华语文使用的最后一个高峰。同时出现的，包括华语电视剧主题曲的风行，电视台甚至可以邀请当红的台湾歌手，为本地剧演唱主题曲，电台龙虎榜每星期票选最佳歌曲，更助长公众对流行音乐文化的持续关注和参与。
这虽是末代华校生集体记忆的重要一页，但这蓬勃现象，更是让全民意识底层的国家认同感，仿佛瞬间被激发出来，市场力量进一步推动它的成功，才形成一道亮丽风景。
1990年代后，这群年轻人各奔前程，这股潮流也转向流行乐曲，从本地出发迈向国际的华语歌手和创作歌曲接二连三，形成实力派汇集的景象，证明新加坡也能输出华语流行文化，参与到更广阔的华语文世界。
然而，新加坡的流行文化输出并非始于1990年代。早在1940年代，生在雪兰莪、长在新加坡的上官流云，已经是词曲唱演样样来的流行文化大咖。他写于槟城海边的《午夜香吻》以及其他如《新马来情歌》等，都刻意嵌入南洋音乐与风情元素，显见当时虽然仍属殖民地，没有明确的国家意识，但认同赤道故乡的本能，已经伴随娱乐事业的蓬勃，在文化人内心萌芽。
到六七十年代，新加坡本土华语歌星也数之不尽，电视台、电台和歌台都是重要的摇篮，但本土创作歌曲还是太少。
与独立前的文化现象相比，新谣更特别之处，是象征独立后家国情怀与意识的一次大奏鸣，它深受台湾校园民歌的鼓舞，在本地民间的热忱下自然扩散，既伴随对语文与文学的浓厚情愫，也涌现青春文创的激情，更遮不住对自我认同、自我满足的欲望，以及作为一个国家文化创作者的兴奋感。
流行文化是活在街头巷尾的气息，是民间人来人往的呼吸声，它不需要华丽殿堂才能呈现，但它对每一个国家、社会都很重要。很多国家刻意扶植本土流行文化，目的便是固本培元。它反映社会的品味、也形塑社会的集体性格，如果参与的本地人够多，它会更全面反映、提炼和深化本土文化特色与风格，进而成为集体认同意识的一部分，世代相传。如果它长期只是一个四方风雨八面品味的接受者，社会与本土性的扎根便谈不上。上官流云那一代的创作者，是因为下意识感觉让本土元素融入创作的重要性，还是纯粹好玩，不得而知，但在北方与外来流行文化与意识弥漫的大时代，这种初露的微妙情感，实属难得。
因此，40年前的新谣大爆发，当可视为新加坡以华语为媒介的一次家国意识展现，而正是如此纯粹的情感，使它免于“爱国”的刻意与做作，今日赋予国家意识的解读，才更显得理所当然。
新谣前后世代的新加坡创作者，曲风、文风或许仅属于一代人的特色，但以华文创作与表达的精神，将超越一个世代。随着母语能力的深刻改变与科技的挑战，今后的华语文创作流行文化，还能不能出现这样的景象，不容乐观。但我们还有没有更深刻的本土创作实力，能继续在世界发光，不仅重要，而且应该期待。
作者是《联合早报》高级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