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人口普查显示，新加坡5岁以上在家最常说英语的人，已从2010年的32.3%增至48.3%，最常说华语者则从35.6%降至29.9%。好消息是，这个华裔占全国人口73.9%的国家里，最常说英语的家庭中，仅13.2%完全使用单语，而56.1%和7.2%的人分别同时使用华语或华族方言作为第二语言。
笔者出生的1970年代，新马大部分家庭都用方言沟通，福建话因此成了我幼儿期自然习得的母语，但由于左邻右舍都是客家玩伴，因“环境所逼”，我也必须学习客家话，算是一种“同步双语”（simultaneous bilinguals）模式。
接着，相对复杂的多语环境将我推入“顺序多语”（sequential bilinguals）阶段：幼儿园时期开始学习华语和吉兰丹方言（马来语变体），三年级学习马来语和英语；中学和大学时期因港剧和粤语流行歌曲以及为在吉隆坡生活而学习广东话，大二时又选修泰语作为外语科目。
尽管目前除了华、英、马来及福建话这四个主要语言外，其他语言已因久未使用而生疏，但这丰富的多语经历，强化我在国际化职场中切换语言的能力，让我更快掌握简单外语以拉近同事关系。事实上，70、80后的许多新马华裔，都具备这种语言能力和经历。
学术界对“双语”的宽松定义是：日常使用一种以上语言或方言交流，无须流利掌握或懂得书写——目前全球逾半人口具备双语能力。随着近40年来学界慢慢意识到双语带来的许多优势，掌握多种语言已成为国际趋势。
世界各地研究显示，整体上双语沟通能力不仅促进跨文化交流，更因为长期管理两种语言，强化大脑执行功能，重塑背外侧前额叶皮层等脑区结构，使相关脑区灰质（信息处理中心，负责决策、记忆等高级认知功能）体积更大。双语者通常也拥有更优越的记忆力、认知灵活性及创造力，处理认知冲突与任务切换时表现更优，老年阶段也能更有效延缓认知衰退。2016年6月德国精神病学教授施皮策（Manfred Spitzer）、2012年10月美国双语与心理语言学家玛丽安（Viorica Marian）等专家，都曾发表过这类研究发现。英国雷丁大学和肯特大学的研究团队，也分别于2020年7月和2015年2月发表有关双语者灰质结构差异的报告。
值得注意的是，剑桥大学和其他国家的多项研究表明，儿童双语能力和幸福感呈正相关，它不仅能改善家庭沟通，孩子也更懂得处理情绪和人际关系问题。
“表意—拼音文字”双语的优势
作为表意文字的中文方块字，和英文、马来文等字母文字在本质上差别很大。比利时根特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的报告显示，中文阅读更依赖双侧脑区及视觉—语义通路，这与拼音文字主要依赖左脑语音通路不同。
基于个人的多语经验和前述诸多神经科学证据，以及对其他中英双语人士的观察，笔者斗胆推论：“先中后英”——先掌握作为表意文字的中文，后学习拼音文字英语——的双语路径，应该比“先英后中”方式拥有更多优势。
“先中后英”是“先苦后甜”的模式。中文初期学习在字形、语音和语法上的记忆和理解的负荷，普遍高于英语，但婴儿和儿童天生具备掌握多语的潜力（引新加坡国立大学语言专家Leher Singh的看法），若父母坚持在家先使用大量中文，协助孩子攻克初期难关，不仅能提升他们的兴趣和掌握度，更能锻炼大脑处理复杂视觉符号的能力；待学习相对较易的英语时，孩子便能自然切换并巩固第二语言的能力。反之，若父母在家优先使用英语（先甜后苦），孩子后来学习中文的动力很可能大减，中文恐怕只会沦为浅尝即止的考试科目。
“先语文后文化”的深层塑造：儿童掌握母语不只是为了功利需求，更在于传承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先中后英”双语者跨越中文学习初期障碍后，更可能自发探索语文背后的中华文化底蕴，并内化一种和英语线性逻辑迥异的整体关联性思维。在东西方跨文化语言碰撞中，这种在两种思维框架间切换的能力，正是认知和双轨读写灵活性的体现，也可泛化至其他学习、人际关系、心理健康和幸福感。
在“先英后中”路径里，中文极可能面临被边缘化的窘境，让孩子探索文化底蕴的可能性也会大减。
必须强调的是，不管是中英还是其他双语搭配，教育价值远不止于语言技能，但本文无意宣称中英双语者拥有“更强大脑”，而是旨在强调：“先中后英”的双语学习路径，不管是同步双语或顺序多语方式，因可行性和更高的成功率，是华裔家庭在规划子女双语教育时，应认真考虑的双语模式。
话说回来，新马两地大多数年轻华裔对英语更有归属感，鲜少会因为华语不灵光或对中华文化认识不深而感到惭愧。这和德、日、韩等以英语为第二语言的科技发达国家，心态上相差甚远。
要扭转这颓势，政府的推动固然关键，但更须要华团、中文媒体及文艺团体——尤其是新马两地的相关组织——携手合作，共同倡导家庭践行“先母语、后英语”的路径，让母语真正成为联结家庭情感的“有机文化”，而非沦为应付考试用的“无机符号”。这是一场须要全心、全情、持之以恒的马拉松。
作者是马来西亚蒙纳士大学客座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