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能等待某位德高望重的男性给我一个麦克风。”
中国青年作家蒋方舟不久前在《联合早报·有客到》节目中的这句话，不仅仅是她个人的宣言。对很多女性而言，这更像是一句时代的暗语——我们不再满足于被安排做一个点头应声的装饰品，而要去搭建属于自己的“客厅”。
年少成名的蒋方舟，7岁写作，9岁出书，12岁便置身于聚光灯下，也曾随之坠入喧嚣与非议。10年前我第一次采访她时，她正陷入种种质疑的泥淖，不讳言无法坦然接受“美女作家”的头衔，“如果一直没有满意的长篇，一辈子当个‘青年写作者’‘中年写作者’‘老年写作者’也挺好”。那时的我们对“性别意识”的概念还相当模糊，身边鲜少有人讨论女性身份，相关的话题甚至会被认为是敏感的私域。
经历数年的退网与沉寂，蒋方舟再度归来，已不再是那个被外界定义的“天才少女”，而成长为一名清醒掌握叙事权的创作者。她启动文学播客新平台，每集写下万字的逐字稿，专注分享自己最热爱也最擅长的文学评论——这一次，稳稳地将麦克风握在自己手中。
有着20世纪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先锋美誉的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曾在《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中写道，女性要写作，需要“500英镑和一个自己的房间”。蒋方舟把这句话延伸：“不仅要有房间，还要有一栋房子——有卧室，有书房，更重要的是，有客厅，一个由自己主导的话语场。”她自省作为年少成名的幸运儿，曾经忽视女性面临的共同困境，如今才意识到，没有谁能置身事外。
在儒家文化深植的父权华人社会中，我们从小便被教导一种“得体”：懂得倾听、适时点头、不要太强势、不能太直接。说话要温柔，说理要懂得“收”，该闭嘴时闭嘴，安静永远比“聒噪”讨人喜欢，时刻检讨自己的声音够不够悦耳，表达要迂回婉转顾及他人，情绪失控会被嗤之“歇斯底里”，就连愤怒都必须优雅克制。
这并非出于懦弱，也并不是没有观点，而是从小被训练出的“识趣”——它内化在每个女孩的成长路径中，成为“沉默的美德”。在会议上，想提出不同意见，下意识先用几句话缓冲；在社交场合，直抒胸臆可能被贴上“强势”“不好相处”的标签；更多时刻，即便内心不认同，也只会本能地自我怀疑、敛目低眉附和。那种被期待“乖顺”的感觉，像一张无形的网，轻轻罩在每个女性的头顶。在成长轨迹中被规训、被鼓励、被奖惩，内化成一整套反射动作。
这种“乖顺”不是个体经验，而拥有一系列社会脚本。它存在于学校课堂，教师对女生“要懂事”的期待；存在于职场对“懂合作、好驾驭”的女性员工的偏好；也存在于公共舆论场对“锋利尖锐、咄咄逼人”的女性发言者的无形惩罚。这套脚本并不总是粗暴的，它往往温吞隐形，却又无处不在。我们于是被训练得“温柔”，却极少被鼓励“响亮”。习惯自我调节，声音越来越小，性格越来越圆滑，面孔越来越模糊，终于泯然众人……
但变化，正在这种长久的静默中悄然发生。10年后，蒋方舟和我的再次见面，一切似乎都不同了。原定半个小时的采访，我们足足聊了一个半小时，直到电池闪灯、暮色降临还意犹未尽。说到女性表达者积累到“这样一个阶段”，已经“很期待吸引自己的听众”，她顾不上摄像机，眼睛闪光地对我说：“所以你也做呗！我对你有激励吗？”
直到摘下话筒，她还在热切地出谋划策，“一定要做你真正喜欢的！连载非虚构长篇，或者分享美国见闻？如果太严肃敏感，说育儿呢？”
几天后，我收到她的邮件：“期待下次再见，也希望你能尽快把播客做起来。我自己也从中学到了很多，我觉得你很适合，也会做得很好呢！”
这是我备加珍视的鼓励。它的背后是与10年前截然不同的社会氛围：曾经，女性间的关系常被“雌竞”的叙事主导，将她者视为对手，鲜少有彼此点亮的可能性。今天，尽管社会氛围更“卷”，机会更稀缺，通道更狭窄，但越来越多的女性，不仅在为自己夺回麦克风，更开始主动将它传递给同伴。女性互助（girls help girls）成了真正的流行：我们不仅自己大声言说，更由衷地为同伴的声音喝彩。
环境和周遭还有很多事情悄然改变，在一个个不易察觉的节点。从#MeToo运动开始，越来越多女性不再只匿名在角落低语，而是站到公共话语场上，要求被听见。不同年龄、不同境遇的她们，不再耻于公开讨论婚姻、生育、职场歧视与精神自由，而能够清晰剖白困境，勇敢说出选择。播客、社群、社交媒体更为女性开拓无畏表达与相互连接的空间。
这或许也是对当下无所不在的焦虑和内卷最有力的反击——当资源有限的赛道令人窒息，我们选择开辟新的广场，并亲手搭建起一个个属于自己的“客厅”，向所有同行者发出邀请。在这里，声音不必总是悦耳，愤怒可以被允许，逻辑无须迂回。正如伍尔夫一个世纪前所鼓励的：写出你心中真正的想法，不必担心是否能取悦别人（write what you wish to write; that is all that matters）。
（作者是《联合早报》视频编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