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以来，旅居日本的中国前刑辩律师伍雷明显感受到，在日中国人遇到的生活阻力正在增加。他告诉《联合早报》：“办各种手续时，遭遇无穷麻烦，无缘无故拖很长时间；那种官僚主义得不到合理解释……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就是针对中国人。”
伍雷2019年因被指在互联网发表不当言论而遭吊销律师执照，2022年移居日本，隔年创立“东京人文论坛”，为海外华人提供讨论中国议题的平台。中日矛盾去年加剧，让他逐渐感觉到，这个相对自由的环境中，焦虑正在蔓延。
他坦言：“日本的华人社会，（出现）非常大的恐慌。有些人已经走了，有些人正准备走。”
这番话道出许多旅居日本中国人境遇的转折。自2022年冠病疫情以来，移居日本的中国人数量大增，不少大城市家庭携子女和资产赴日定居，这股移居潮被称为“润日”。“润”为网络用语，有逃离中国、移居海外之意。
截至去年中，在日本居住的中国人已突破90万人。随着人数攀升，日本社会对中国移民的反弹情绪也浮出台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台湾有事论”后，中日关系更跌入低谷，至今不见缓和迹象。
这些变化为数十万计“润日族”的前景投下阴影：这个曾被视为避风港的国家，还能不能、值不值得留下？
富人中产知识分子 “润日族”面貌多元
近年移居日本的“润日者”面貌多元。早稻田大学日本全球经济研究所招聘研究员舛友雄大在去年出版的《润日》一书中提到，这些移居者包括住豪华大楼的富裕人士、希望子女摆脱内卷式教育的家长、追求小确幸生活的中产阶级、寻求言论自由的知识分子等。
在舛友雄大看来，他们的共同点是“都想要逃离压迫”，而日本之所以成为“润的甜蜜点”，是因为相较于欧美移民政策收紧，日本前些年反而放宽长期滞留签证。
舛友雄大指出，和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后赴日谋生的华侨相比，新一批“润日族”更追求生活品质，希望享受自由、富足的生活。
数名2022年后移居日本的中国人受访时普遍表示，对当地生活感到满意，“治安好”“没那么卷”“离中国近”，是他们提及最多的理由。
不过，2025年成了“润日族”处境逆转的一年。随着围绕中国人非正规经营民宿、爆买不动产炒高房价、留学生涌入日本大学等争议发酵，日本移民政策也随之趋紧。
至今冲击力最大的政策调整之一，要属去年10月经营管理签证（简称经管签）的收紧。这个开放给外国创业者、原本被视为赴日“黄金通道”的签证类别，门槛显著提高。申请人所需资本从500万元增至3000万元以上，并须至少雇用一名全职日本员工。
2024年凭着经管签举家赴日、从事出口生意的杰克受访时说，经管签门槛提高对财力较有限的个体户冲击明显，“这群人原本可能在中国开个小店，有一定的经营能力，但没有很多钱……来日本后实实在在地开个包子店之类的餐厅，他们最可能被（淘汰）掉”。
伍雷根据与在日中国社群的交流粗略估计，约一半经管签持有者萌生了离开的念头，“增加投资和雇用日本人成本实在太高，他们可能退而求其次，转向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这些国家。”
随着中日关系降至冰点，赴日游客数量骤减，对依赖中国客源的在日中国商人又造成另一波冲击。
在东京经营移民中介服务的刘斌（化名）受访时说，去年11月后，咨询住房和签证的中国客户从每月数十人骤降至零。大阪中餐业者陈磊（化名）则透露，去年底以来游客量锐减60%，生意明显受挫。
除了生计受影响，在日中国人也逐渐感受到社会氛围的变化。被问及是否遭遇不友善对待，刘斌长叹一口气说道：“在生活层面，日本人对中国人的友好变化不大，挺包容的；但做生意时，他们不太愿意和中国人合作……我想租个店面，对方一听是中国人，就不愿进行。”
当下，“润日”对中国中产的吸引力已不如以往。舛友雄大受访时说，在超级富裕阶级、上中阶级和中产阶级这三类“润日”群体中，中产受经管签收紧影响最大，“日本对（中国）中产的魅力降低，非常明显”。
相对而言，舛友雄大指出，日本政府正探讨的其他房产和土地购买限制，目前看来没那么严苛，对较富裕的“润日”群体影响相对小。
从憧憬到观望 “润日族”寻新路
当下氛围让曾对日本怀抱憧憬的“润日族”，隐约感到不受欢迎；他们要么选择离开，否则就得试图寻找新的立足点。
移民中介刘斌已将业务延伸到大陆以外的海外华人市场，餐饮业者陈磊则将重心转向日本市场，“中日关系这么紧张，只做游客生意太被动了”。
当高市早苗领导的自民党上月在众院选举大胜，许多在日中国人清楚，对外国人的强硬政策不会缓解。高市早苗竞选期间曾表明，计划加强入籍和永久居留资格审查，并更严格审查外国人购地行为。
舛友雄大指出，日本政府的外国人政策方向已完全转变，从以往强调与外国人“共存”转向“有秩序共存”，“日本国会对外国人友好的政党，影响力有所下降”。
对于中日关系前景，前中国律师伍雷悲观直言：“我觉得短期内看不到希望。”他感叹，当前一大障碍是两国人民互不信任，“越主张反对对方，越能赢得支持……两国互相仇恨的言论调门越来越高，让我非常痛心。”
伍雷认为，民粹主义和极右翼言论是不负责任的，“事实上两个国家不管骂得多狠，谁都不可能离开谁。”
他从历史角度指出，中日之间存在无可替代的历史和文化连接，“中日历史上当然有战争，但更多是交往……日本社会和政治结构的演变，是中国的一面镜子。”
清末民初时期，鲁迅、梁启超等中国思想家和知识分子曾旅居日本，在那里接触、吸收西方思想；有舆论就将这段历史与当前“润日”趋势作为对照。
当下，一部分中国移民选择留日观望，尤其是因政治因素而不考虑回国的人。刘斌说：“移民政策之前太宽松，现在又太严。我估计再过半年一年，（日本政府）会找到平衡，毕竟任何发达国家不靠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人力，也生存不下去。”
刘斌并未后悔选择日本。他说：“这种变化也算正常，在中国也常这样，不是每年都好……对中国人来说，这都不叫事。如果连这点都不行，估计出来也很难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