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首相斯塔默6月22日宣布辞去工党领袖和首相职务，为他717天的执政生涯画上句号。这位曾在2024年7月带领工党以压倒性优势赢得大选的领导人，最终在党内叛乱与民意崩盘的双重夹击下黯然离场。伯纳姆等潜在继任者迅速站上前台，英国即将迎来10年内的第七位首相。这一事件不仅是斯塔默个人的政治谢幕，更映照出后脱欧时代英国深层的制度疲劳、政党碎片化与治理困局。
斯塔默辞职的直接导火索，是党内压力与选举惨败的交织。2025年至2026年间，工党在地方选举和补选中接连受挫，右翼的改革党强势崛起，左翼的绿党也不断蚕食支持基础。生活费持续攀升、公共服务不堪重负、移民政策争议不断，再加上一系列丑闻，诸如任命与爱泼斯坦有联系的曼德尔森为驻美大使等，严重侵蚀斯塔默的民意根基。党内左翼批评政府在加沙问题上立场摇摆、削减残障福利，却拒征财富税；右翼则指责移民管控不力。地方选举惨败后，伯纳姆在补选中高调重返议会，进一步加速党内的“逼宫”进程。
在辞职声明中，斯塔默强调“将国家置于首位”，并称自己接手的是一个在“政治、财政和道德上均已破产”的工党，却终究未能兑现“改变”的承诺。他的任内虽推动部分医疗投资和国防开支增长，但经济增长乏力、政策反复和沟通失误，令公众失望情绪蔓延。执政不足两年即下台，使他成为现代英国史上任期最短的首相之一。
凸显制度韧性与脆弱性并存
过去10年完整见证英国从脱欧公投到后脱欧治理危机的全过程，也凸显制度韧性与脆弱性并存的复杂面相。
2016年的脱欧公投撕裂英国社会，保守党内部“硬脱欧”与“软脱欧”之争，使特雷莎·梅（2016年至2019年）的执政举步维艰，脱欧协议多次遭议会否决。鲍里斯·约翰逊（2019年至2022年）以“搞定脱欧”赢得大选，却因“派对门”丑闻、冠病疫情应对争议和经济承诺落空而仓促下台。利兹·特拉斯（2022年）的“迷你预算”引发市场崩盘，仅45天便创下最短任期纪录。里希·苏纳克（2022年至2024年）试图以技术官僚式手腕稳住局面，却无力扭转保守党支持率的持续下滑。2024年工党大胜，本应带来稳定红利，但斯塔默政府同样深陷生活费危机、福利争议和党内分裂的泥潭。
10年六任首相，折射出两党制的深层危机。选民对传统政党的忠诚度持续下降，改革党等民粹势力趁势而起，选举制度放大碎片化，导致政策连续性严重缺失。在经济层面，脱欧后的贸易摩擦、供应链中断叠加全球通货膨胀，使英国经济增长长期落后于主要经济体。公共服务压力、区域不平等和代际矛盾，进一步加剧社会分裂。
脱欧亦迫使英国重新校准国际角色。约翰逊政府推出“全球英国”战略，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CPTPP）和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强化印太倾斜，但资源掣肘明显。在乌克兰危机中，英国对乌援助积极，凸显跨大西洋纽带的价值，却也暴露出对美依赖的加深。特拉斯与苏纳克执政时期，英美“特殊关系”在特朗普可能重返白宫的阴影下充满变数。与欧盟的关系修复缓慢，斯塔默政府虽改善对话氛围，却未能根本拆除脱欧后形成的贸易壁垒。面对中美竞争，英国在技术管制、供应链安全和印太部署上左右为难，外交自主性受限。10年间，英国从欧盟核心成员蜕变为“离岸平衡手”，安全领域的影响力虽未湮灭，但经济外交的回旋空间显著收窄，国内民意对外援和移民的抵触，进一步制约全球抱负。
这些变化的深层根源，在于脱欧作为“关键节点”放大了既有矛盾：宪政张力（议会与行政之争）、身份政治（英格兰与苏格兰/北爱尔兰之争）、经济模式转型困境，以及全球化退潮下的民粹反弹。两大政党均未能构建起可持续的后脱欧共识，致使政策摇摆、信任赤字和治理效能持续走低。
斯塔默辞职，是10年乱局的最新注脚，而非终点。无论伯纳姆还是其他继任者上台，都将直面同样的结构性挑战——重建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修复社会凝聚力，平衡主权与国际合作，并在多极世界中找准自身定位。
英国政治的“走马灯”现象警示，制度设计亟须适配碎片化时代的要求，或须引入跨党派共识机制、推进选举改革，或加强地方分权。否则，新首相上任后，类似的危机仍将循环往复。后脱欧10年，英国经历从自信到迷茫的深刻转变。走出这一轮政治动荡，需要的不仅是一位魅力型领导人，更是直面现实、重建共识的集体意志。否则，“全球英国”的雄心将始终流于口号，而国内治理的疲态，会持续侵蚀国家的生机与活力。
作者是重庆时事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