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世界史上的现代化是一个以西方思想和实践，包括科学革命、技术突破、大规模机器生产、市场经济和现代金融、法律体系、代议制民主等一系列变革和制度建立为基础的历史演进过程，而中国的近代史则是一个被卷入这一过程、参与这一体系，一方面须要学习和适应，一方面又在不断的冲突中受到极大损害，感到极大不公和屈辱的过程。
在美国对中国现代史的研究中，美国学者常常以一组概念来描述这一冲突的社会过程，即“现代性”（modernity）和 “认同”（identity）之间的强大张力。
的确，在非西方国家和地区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认同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如果“现代化”和“西化”有相当大的重叠，那么现代化的过程是否也是一个非西方社会自我西化的过程？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这种自我文明认同上“脱亚入欧”的思潮，和后来倡导的“泛亚洲主义”，就体现日本民族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在自我认同上的迷茫。中国也面临同样问题，即在实现现代化（很大程度上确实是西化）的过程中，如何保持自我的特质。正是在这种文化认同焦虑中，日本提出“和魂洋才”的口号，中国则产生“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呼吁。
在这一意义上，中国尽管可以在经济发展意义上提出成为现代化国家的口号，或设立成为经济和技术意义上的（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但在种族和文明意义上，却深知无论如何发达，也不会是一个西方国家，而只能是中国自己，或者一个亚洲国家——这也是终极的自我认同问题。
在作为地理和文化意义上的亚洲国家的同时，中国在全球政治经济图景中，也长期自认是跨域地理区隔的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的一员，以及不言自明的一个领导者。在这个认同建构过程中，中国始终认为自己和第三世界，或过去喜欢说的“亚非拉”是站在一起的，即使中国已成为军事、综合国力、影响力方面的“大国”。
在具有冷战色彩的第三世界概念渐渐退出中国外交话语体系后，中国在2023年前后开始接受“全球南方”这个国际政经概念，并自认是这个全球社群的一员，开始在这些国家中开拓新的市场，寻求合作伙伴，通过贸易、投资、贷款、援建，把欠发达国家作为投射影响力的目标。中国试图主导的“全球南方”和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西方”——北约组织、七大工业国集团和五眼联盟，隐然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世界秩序。
笔者认为，不论是基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还是自身内部发展的不均衡，文明和种族意义上的区别，抑或是共同的被殖民和侵略历史经验，中国自我认同为“全球南方”的一员并无不妥。
应注重全球南方世界观和方法论
但是，全球南方之所以不能简单等同于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在于这个概念中包含了文化自主性和主动性。全球南方并不等同于贫穷落后和等待援助，而是一个自主的、富有思想活力、能产生理论和替代性世界观的地方。
从这个“知识生产”角度思考全球南方，就将进入一个相关的概念：南方理论。澳大利亚社会学家雷温·康奈尔（Raewyn Connell）在2007年出版的著作《南方理论》（Southern Theory）中提出一个核心问题：为什么社会理论总是由欧洲和北美生产，而世界大多数人口却生活在所谓的“南方”？这就涉及一个多角度看待和解释世界的视角和阐释力问题。康奈尔认为，西方学术精英，即她笔下的“大都会”学者，对诸如非洲等地的本土经验和知识有一种“蔑视”。欧洲人看不见非洲人已经拥有的本土哲学体系，以普世现代性误读殖民地社会，而处于知识生产边缘地带的知识分子，则无法把自己的视角变成“普世”的理论和方法。
由此，我们对全球南方的关注，除了在政治经济和全球治理层面关注和追求体系的公平性，还应该进一步注重南方——泛指非“全球西方”以外的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世界观、哲学和方法论。
笔者在两年前参与由在美国任教的韩裔学者发起的“去殖民化”圆桌讨论，在现场观众中几乎没有见到华裔学者参与，而是有不少韩裔学者积极互动，而加入圆桌讨论的另一名华裔学者，也仅仅聚焦自己的具体文学翻译活动。笔者深感海外华裔学者对这类关键理论问题的兴趣似乎不足，遂在友人协助下，以三集三个小时对谈形式，在YouTube以英文分享华裔学者如何能以“去殖民化”的方式，替代性地看待世界。在2025年，笔者在中国贵州贵阳“掌上记忆”民间博物馆的参访过程中，也深深体会到少数民族的本土知识、宇宙观和相应的艺术表达，是很多汉族“大都会”学者所忽略的。由此也希望
海外华裔学者在去中国访问时，尽可能走访中国西部、农村、少数民族地区，而不仅仅是呆在一线城市的研讨会和酒桌上。
由此，笔者认为，中国自我认同为“全球南方”的一员是准确的，但接下来还应该从经济技术合作层面，和国际关系调整的现实层面，进入和参与到南方理论的构建，建立全球西方和欧美大都会学术精英以外，能有效解释世界的理论体系和方法，成为知识的积极生产者。
作者是美国阿勒格尼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