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姆达尼当选纽约市长，在各国激起不小的反应，但应警惕情绪化评价。周天玮《马姆达尼红遍曼哈顿之秋？》（11月10日《联合早报·天下事》）就有强烈的反左倾色彩，文中大量使用“红遍”“哥谭市”“染红曼哈顿”等标签性术语，部分削弱现象剖析的中立性。
将马姆达尼描绘为“共产主义者”显然不妥，我们不能以政客的只言片语将他归类，而应看他的具体语境与整体竞选纲领。他的政治主张集中在住房、交通、儿童与家庭福利等领域，切中纽约不少选民“生活负担”的痛点。他的纲领明显带有左翼公共服务扩张，要求财富再分配的色彩，并传递强烈的反建制信号。我们当然可以质疑他的主张是否可行，因为无论“冻结租金”“公交免费化”还是对富人课重税，都可说是伦理上动人，却在经济上站不住脚，是书斋政治家常犯的错误，但依然不应在他头上贴“共产主义者”的政治标签。
我们也年轻过，应理解年轻人的冲动。周先生指责纽约年轻人“思想脆弱”“传统信仰解体”“受批判理论洗脑”，颇有代际偏见之嫌，也容易掩盖纽约年轻人在面临居高不下的生活费、房价，沉重不堪的房贷、学贷与医疗保险，以及由于两党泥潭般恶臭的政治僵局所带来的沮丧。这些纽约年轻人，不但多拥高学历，还有很强的道德理想与献身精神。但这些政治理想主义者，政治信念并非建立在精细的经济分析与缜密的政治判断之上，而多来自构建而成的身份认同，与自我道德优越感。
作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周先生也太轻易地将目前经济的问题归咎为前总统拜登遗留，而忽略数十年全球化本身带来的巨大阶层断裂，以及后冷战、后冠病疫情期间全球供应链中断带来的影响。美国普通民众生活负担加重，至少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右翼新自由主义长期积累的收入不平等有关。
然而，马姆达尼的上台绝非纽约的福音。这些由纯真理想所驱动的利益再分配诉求，虽然价值上号称强调平等，却无现实财政上的可持续性。最终很大可能还是与诸多新左派政策一样，象征意义永远大于实际效果。在纽约这类已然高度金融化的城市治理中，如果政治人物发出的治理信号不符合经济发展逻辑，则激进的政策不但会带来富人的逃离，也会恶化商业环境，并最终导致进一步的财政赤字与治理恶化。因此马姆达尼的上台，更可能是一种“后全球主义焦虑”的集中爆发，是纽约选民在针对生活费上升、阶层固化与代际不平等情绪的应激反应。但在亢奋的情绪发泄之后，若无稳妥的财政与产业政策支撑，马姆达尼的激进举措不但会加剧资本逃离，还可能让纽约陷入道德感爆棚，财政收支崩溃的恶性循环。
更深层次而言，当代以美国为代表的民主制，可能已然碰到结构性的困境。即短视、激进、没有治理经验的政治人物，也可以通过“情绪化选举”来获得选民支持。这种情况在特朗普上台、欧洲多国极右翼日渐得势都可见一斑。如果说到共性，那就是无论对纽约年轻人，还是欧洲反移民者，他们面对阶层流动停滞，经济增长乏力或增长利益分配不均，急剧增加的外来移民导致社会认同割裂等焦虑时，更希望将手中的选票当成是一种情绪性宣泄的出口，而非理性选择社会未来的工具。
这种“泄愤式”的投票，成就了表演型政治活跃的温床。可以说在纽约，即便民主尚未失灵，但理性政治的基础已然崩塌。现代西方民主政治，在面临网络信息过载、阶层与价值观撕裂的冲击下，已然逐渐丧失理性筛选与政治抉择的功能。它仅具程序上的合法性，民主却早在时代剧变中自我反噬，渐失最初始设计的，在个体感性投票中凸显群体理性的初心。
回看新加坡，纽约的教训就是：我们要坚定维护强大的中产阶层，这是社会稳定的压舱石；向全社会持续开放经济增长的成果；无论媒体、学界与劳资政之间，应有必要的妥协与默契。如此方能让民主之光一直照耀星洲。
作者是本地文史爱好者、宗教研究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