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本地居民整体生育率再创新低，实在让人无奈。政府该花的钱也花了，该出台的政策也出台了，但重金砸下却买不来生育率的回头，这究竟是何原因？又有何良策可应对？
其实，整个东亚地区的超低生育率一直让社会学界困惑。即使没实施过计划生育的国家，经济一起飞，生育率也会急转直下，似乎与此区域不同国家地区的政治及经济制度差异全无关联。日本、韩国、香港、澳门、台湾，再加上新加坡，就将全球生育率垫底的排行榜包圆了。这些国家与地区又有何共性，导致超低的生育率呢？高房价、经济与工作压力大、孩子教育费用高、女性受教育导致自主意识提高，虽然学界抛出各种分析，并提出一堆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似乎仍难改变趋势，那就只能从政治与经济之外寻找更深的源头了。
应该明确一点，生育虽应为家庭中夫妇共同承担的责任，但成本终究主要由女性承受。在一个女性地位彻底处于依附状态的社会中，女性并无“不生”的自由，就没有生育率降低的风险。但在东亚经济起飞与现代化进程中，女性却处于转型的中间状态，即社会依然由男性主导，但女性却已大量进入职场但相对弱势。这就导致社会一边要求女性参与职场分工，一边又基于传统习惯，仍将主要育儿责任推给女性；在两头包夹之下，低生育率就势所难免。
东亚社会的女性地位是处在一种半解放状态，一方面比过去传统地位更高，却又未如北欧那样取得与男性足够平等的程度。这种社会中的女性相对受过不错的教育，也有很强的自主意识，却又坚守传统，因此，总会面对照顾孩子与个人职业发展之间的艰难抉择。东亚社会时至今日，至少相对于欧洲不少国家，仍存在对女性不够友善的职场文化。因此，这种不平等的职权分配，就使女性难以兼顾工作与家庭的双重负担。
低生育率似乎是现代文明病，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在100年前写就的《西方的没落》中，就提过“文明人的不育状态”。他认为，现代社会“再也找不到需要有孩子的理由了”，似乎前现代社会才是生育文化的黄金期，但这是一种误解，因为当代即有例外。比如，美国的生育率就相对较高，这与其文化中认为“有孩子的家庭才是成功”有关。因此，即便经济高度发达，并在二战后婴儿潮之后，很多美国人还对大家庭与生育充满期待。这也是为何即便无法生育，美国家庭也乐于从国外，包括中国收养大量弃婴的文化背景。相对保守的基督教传统，总是灌输“美满家庭必须拥有孩童”的观念，再加上个人权利获得良好保护，美国妇女也就对有孩子的生活抱有相对热烈的期许。
另一个例外是北欧。除了福利国家的加持，北欧1980年代开始有了重大的婚姻制度变革，像瑞典当时就颁布法律，承认同居关系与非婚生子女的权益。冰岛、挪威、瑞典、丹麦等国的非婚生子女比率长期高于五成，冰岛甚至接近七成。在这些国家中，年轻人可以先同居并生孩子，多年后再结婚，社会对这点的接受度也高。与之相对，日本、韩国的非婚生子女都不到3%。在东亚国家，以及受东亚文化影响的新加坡，“婚姻被当作生孩子的前提”观念依然根深蒂固。因此，在这些区域，一旦婚姻推迟，生育率就会随之崩塌；而高房价、工作与升职焦虑，又是现代社会推迟婚姻的必然前因。
可以看到，一方面在法律与社会观念层面，“非婚生子女”在东亚与新加坡社会中会遭遇歧视；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工作再加住房，又成了结婚路上的拦路虎。我以前就谈过，新加坡应将生育的关注点从“多生”转向“早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25年指出，东亚有婚龄推迟、单身率上升的大趋势。这二者再与“非婚不生”的观念相结合，就成了东亚与新加坡生育率下降的真正罪魁。因此，既然无法解决晚婚问题，将婚姻与生子脱钩，就成了今后必然要面对的选择。
新加坡的低生育率问题，我感觉再怎么用经济手段刺激都难见成效。能够慢慢起作用的，可能是让我们的社会再经历一轮思想变革，即逐渐将生育同婚姻、住房、教育竞争等解绑脱钩，但这又谈何容易。
作者是文史爱好者、宗教研究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