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财政“紧平衡”的状态下，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提高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比例”。根据官方数据统计，目前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的国资收益占比已升至近10年高位。
受访学者指出，在当前经济环境下，国有资本承担更多责任理所应当，但受到每年收益规模所限，仅靠提高上缴比例，难以从根本上弥补当前的财政缺口。
中国财政部上周发布2025年预算执行和2026预算草案报告。《联合早报》计算发现，去年中央和地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共调入一般公共预算5741.21亿元，占全国国资经营预算收入的67.2%，创历史新高。
相比之下，10年前国资预算调入规模不到500亿元，占比也不超过两成。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中国财政“四本账”之一，主要来源包括国企利润上缴、股权收益等。其余三个账本分别是“核心账本”一般公共预算、包含土地出让收入的政府性基金预算，以及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受经济下行拖累，中国去年财政收入同比下降1.7%，成为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仅有的两次出现同比下滑的年份之一；另一次为冠病疫情期间的2020年。
在楼市持续拖累土地财政、税收增长乏力的背景下，国资收益成为弥补财政缺口的途径之一，“提高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比例”今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成为中国官方加大财政统筹力度的新提法。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指出，在资源紧张的情况下，必须通过统一调配，实现“集中财力办大事”，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成为必然选择。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陈波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也说，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在二次分配中作出更大贡献“理所当然”。
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陈波指出，通过提高国资收益收取比例，也有助于适度控制国有资本进一步扩张。一方面可在国际经贸合作中，避免因国企出口扩大而引发外部反弹，或成为制裁的借口；另一方面，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也能避免出现明显的“国进民退”，削弱整体市场竞争。
不过，陈波指出，当前国资收益每年规模约为8000亿元，即便在经济好的时候，也不过约1万亿元，因此也只能“量入为出”，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财政短缺问题。
他说，从理论上讲，一个相对简单的办法是提高通胀率，让工业出厂价格指数（PPI）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真正振作起来。“当这个问题解决时，你会同时发现，财政问题似乎也随之好转了。”
“财政保守主义”制约中国财政能力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重申过紧日子，中国财政部长蓝佛安上周更是强调，要“做好铁公鸡，打好铁算盘”。不过，也有观点认为，制约中国财政能力的并非资源，而是“财政保守主义”。
陈波认为，大水漫灌的财政刺激可让经济很快恢复活力，但不利于结构性改革。中国官方在权衡选择了后者，即接受经济降速，来换取整个经济结构、尤其是地方财政结构的调整。
但他也指出，目前官方可能过于偏向后者，经济疲软延续的时间过长，已经影响投资者和消费者信心，甚至造成全球贸易失衡，传导到国外形成“China shock（中国贸易冲击）”。
他说：“从通过财政货币政策来进行经济干预的决心，以及从目前将经济推向潜在生产力所需的资源来看，过去几年的财政政策不能说不积极，但它的力度还不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