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特朗普政府收紧对移民的限制，使得地理位置相近、文化隔阂相对较小的日本，成了不少中国人实现“移居梦”的中转站或目的地。
数据显示，截至去年，旅居日本的外国人总数已达395万，其中中国籍的居民首次突破90万。根据《日本经济新闻》记者撰写的《日本华侨进入100万人时代》一书，在日本全境1741个市町村当中，1603个登记有华人居民。东京23个区几乎都有华人定居，丰岛区和新宿区更是华人聚居的核心地带，有24万人之众。
华人居民激增，与日本政府2018年修订《出入境管理及难民认定法》后推出“经营管理签证”（原称商务管理签证）有很大关系。已故前首相安倍晋三的政府推出这个签证，初衷是吸引外国资本。申请者只须在日本设立公司并投入500万日元注册资本，就能获得长期居留资格。冠病疫情后，日元大幅贬值，这个签证成了世界上少见门槛低、性价比高的投资移民计划。
东京名校区成新移民聚居地
近年旅居日本的新移民展现了极强的消费力，且更倾向于聚居在东京的文京区、港区等高档住宅区或名校区。以文京区为例，当地一所靠近东京大学的公立小学，去年有中国籍学生467人，是五年前的2.4倍。
文京区一名房地产中介说：“带着小孩移民的中国父母都希望将来能把孩子送进好的大学，所以不惜重金买房。”
不过，涌入的人潮也带来问题。文京区的教师说，与不谙日语的中国家长沟通压力大。为了让不谙日语的中国孩子更好地学习，校方为他们配备翻译设备和日语助教，但由于人数不断增加，学校财政与人力已近极限。
要住靠近名校的现象已不局限于文京区，因为房屋中介把港区、新宿区、世田谷区等东京中心地带都与名校挂钩宣传。中国家长为了让孩子进入名校，又带动日本补习班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头。
日本大专学府也吸引不少中国精英。据日本媒体统计，东京大学目前有3545名中国留学生，占国际学生总数的七成。
此外，由于考入美术专科学院的门槛相对较低，因此办理签证的中介通常推荐想留学日本的中国人报考这些大专。就读艺术大专的中国留学生近年激增，约占各校国际学生总数的七成。
为留住大专毕业的高端人才，日本政府制定“高度专业人员”积分制度，允许符合资格的外籍毕业生在日本工作一到三年，就可申请永久居留许可。这一政策形同留学生毕业后拿绿卡的快捷通道。其他外籍人士申请永久居留许可，则须连续居住至少10年。
国立人口与社会保障研究所的川由衣说：“日本拥有独特的应届毕业生大规模招聘制度，与欧美等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简单多了。留学生只要找到一份工作，有工资，基本上就符合申请资格。”
新落户者该走该留费思量
据统计，大学毕业后工作取得居留权的中国移民约有33万人，是政策松绑前的1.4倍。他们获得居留权后，也可以为家人申请居留签证。
来自黑龙江的周先生因为儿子在日本上大学，三年前和妻子来日陪读。他们申请经营管理签证，在东京毗邻的千叶县住下，买了一些空置房经营民宿。
周先生告诉《联合早报》，在发达国家当中，日本的生活费较低，而且文化和地理位置都与中国相近。“我希望孩子有不同的教育环境，减轻升学的压力，更希望孩子能通过在日本留学，最终获得一张在外地的永久居留许可。”
不过，变数正在出现。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政府计划收紧移民政策，包括大幅提高经营管理签证的门槛。传闻指注册资本可能从500万日元调高到3000万日元，并且要求必须有一定业绩和雇用当地员工。
36岁的刘欣就面对继续留在日本或回中国的十字路口。她一年前辞去在北京的外贸工作，原计划带7岁女儿和9岁儿子移民美国，但因特朗普政府收紧移民政策，而改办手续移民日本。
刘欣和丈夫持经营管理签证，一家四口可在日本居留五年。能说英语的刘欣始终没放弃去美国，她把孩子送到东京最好的国际学校，视日本为跳板。
她受访时说：“中日关系现在不好，网上都在传日本排华，我们这些出来的人怎么办？看到这些情绪化的评论，越看越叫人担心，禁不住要想，我还要继续留在日本吗？”
新老华侨共有的“东瀛梦”与认同阵痛
移居日本的华人，广义上称为华侨；按移居年代和背景，又通常区分为老华侨和新华侨。
早年赴日的，多是留学或打工；近10多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增强，出于投资、教育与生活考量而长期定居日本的中国人显著增加，日本华人社区的结构与面貌也在悄然变化。
40岁的王萍在1990年代来日留学，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在一家与中国有贸易往来的日企上班，负责翻译文件的工作。
在她看来，日本社会对中国人的观感，虽随着时代变化而改变，却始终带有一些复杂情绪。
“10年前，我遇到的难题是，一些日本人看不起我，以为中国人就是来打工赚钱的。现在，中国人富裕了，日本社会又不喜欢某些人太张扬，对中国人的印象仍不算好。”
她提到，孩子在学校时，会听到同学带着揶揄的口吻问“你是中国人吧”，让家长颇感无奈。
随着中国移民人数增加，日本部分城市出现华人高度集中的街区，当地人俗称“小中国”，例如东京池袋车站一带。那里中国食材商店和餐馆林立，经营者多数是华人，顾客也以华人居多。
一名来日本不到一年的中国新移民说：“在日本生活很方便，中国人社群里一站式服务很多，只要上网，就有华人中介帮忙，从找房子、签手机合约，到用手机申请驾照，什么都能搞定。”
不过她也提醒，不能因此把自己完全局限在华人圈子里，“必须和日本人有交集，结交日本朋友，要不然容易把自己孤立起来，万一中日关系紧张，我们也会感到很无助”。
横滨160年中华街 见证新老华侨世代交替
日本最早的华侨聚居地可追溯至约160年前横滨开港时期。横滨中华街是日本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唐人街。100多年来，这里见证了多代华侨扎根、创业与融入的历程。
如今的横滨中华街，老店与新店交错并存。许多经营多年的老字号，因后继乏人或经营策略调整，陆续转手给近年来的新移民。新一代经营者更善于把握市场潮流，推出小笼包、麻辣烫等中式小吃，为老街注入新活力。
横滨华侨总会副会长朱铭江（62岁）受访时说：“新来的移民脑筋转得快，今天流行小笼包，明天是麻辣烫，很会跟风。这股新动力，让中华街又热闹起来。”
不过他也坦言，快速变化之下，出现了垃圾分类不当、未遵守社区规则等问题。“这些肯定会受到批评，作为在日本长大的老华侨，我们有责任去提醒、去引导，让大家一起维护社区形象。”
这里是“不用护照的中国”
对更老一代的华侨来说，二战时期是在日本生活最艰难的日子。朱铭江回忆长辈的讲述说，当年中华街一带一度被封锁，华侨受到宪兵严密监视，进口货品受限，华商生意大受打击。
“不过，华侨与日本普通民众没有尖锐对立。战后重建横滨中华街时，日本民众也参与……中华街里有一条市场街，那里的日本摊贩都会说中文，居民之间一直是和睦相处的。”
现在的横滨中华街每年吸引约2100万游客到访。与其他国家多以华人客为主的唐人街不同，到中华街光顾的顾客群有九成是日本人。日本媒体甚至给中华街起了一个别称——“不用护照的中国”。每逢农历新年，这里必有舞龙舞狮表演。这个春节，除了例行节目，附近幼儿园的小孩也凑热闹，给街上的400个店家拜年。
父亲来自中国广东的80岁退休教师符顺和说：“中华街住了很多中国人，但不意味着人多了，这整条街就是中国人的。这就像去了别人家，觉得房子很好，但要记得这是别人的家。横滨老街能够繁荣100多年，必须有日本人的合作。”
她提到，冠病疫情期间，中华街曾遭个别极端言论抹黑，“但大部分日本人还是出来为我们说话，支持我们”。
身份与国籍：老华侨的新焦虑
在日华侨当中，有人已归化取得日本国籍，也有人选择保留中国国籍，只持有日本的永久居留许可。近年，日本政府讨论收紧永久居留资格，引发在日华人社区关注。
自民党政府2024年提交修法草案，建议对未遵守《出入境管理及难民认定法》相关规定，例如没有随身携带在留卡（Residence Card）、长期欠税或未缴纳社会保险费者，赋予官方在严重情况下吊销他们的永久居留许可的权力。
不过，对已经在日本扎根的老华侨而言，他们的永久居留身份失去保障，在华侨社群中引发不安。
横滨华侨总会顾问曾德森曾在国会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作证时指出，官方在拟议修法前，没有与占永久居民近四成的华人居民协商，有漠视外籍居民权益之虞。他批评官方一方面将日本宣传为对外国人友好的首选移居目的地，另一方面却让永久居民的身份变得不稳定，明显前后矛盾。
曾德森的不安，也源于他和祖辈经历过身份不明的年代。他回忆，二战期间，华侨未经许可不得离开中华街。1965年他在中华街举办婚礼时，因为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有日本警察上门盘问。
中华学院一分为二 “国共”路线各走各的
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横滨中华街在1950年代也经历过政治风波。由于中国内战与两岸对立，当地中华学校一度分裂成两所：一所是与台湾保持联系的中华学院，另一所是与北京相关的山手中华学校。符顺和回忆，她读小学三年级那一年，原本的一所学校分成两家，“课本一度无法继续使用，华侨社群也被迫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站队”。
如今，两所学校在中华街内相安无事，各自运作，宗旨都强调传承华文与中华文化。当地一名华商感叹说：“我们必须尽量远离政治，不让它左右生活。我想，顾客不会愿意走进一个充满意识形态冲突的地方。”
走在横滨中华街，最醒目的是分布在街头巷尾的10座牌楼，其中最古老的“善邻门”建于1955年，其中一块匾额刻着“亲仁善邻”，寓意“与邻国、邻里和睦相处”。
在百年起伏中，这条唐人街既承受过战火与偏见，也积累了与当地社会共存的经验和智慧。对许多新老华侨而言，如何在历史记忆、现实身份与中日关系的波动之间，继续守住“善邻”的初心，仍是他们一代又一代要面对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