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由于鲜明的地域性，在不经意间引发了对地域文化和方言与普通话（华语）之间的张力的关注。可以说，这是一个关于华人离散群体的故事，但在内部，又是一个中国东南沿海潮汕人这个特征鲜明的亚文化群体特有的故事。剧中的表达、对话，如果用方言呈现，可想而知是更有真实感和现场感的，而一旦变成通行的普通话，一定会失去很多原汁原味。
但这并不是新鲜事，本质上仍是现代中国通行口语和方言之间的张力和两难的持续，和一次具体例证。归根结底，还是体现了统一的民族构建（nation-building）所需要的语言统一，和历史形成的地方认同之间，难解的张力和两难。
在年轻的国家如美国，虽然各地也有口音差异，但不至于影响日常交流，而在历史长达几千年的中国，每个地方的文化和方言，都经历千年以上的逐渐形成和发展，深深嵌入本地的历史记忆、情感和文化根脉，成为无法取代、难以抛弃的精神遗产；但另一方面，民族的形成，也同时要求内在的统一，减少统一民族之间的沟通障碍。“十里不同音”，毕竟会极大地增加同一民族内部交流的成本。
早在秦代，“书同文”政策就奠定了中国人之间，乃至整个东亚汉字文化圈得以跨越口语障碍，进行文字沟通和理解，并建立文化共同体的制度基础。到了现代，随着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官话”的形成，现代教育和传播技术的普及，口头语言的统一也被逐步提上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议程。国家从规范文字过渡到了规范口语，但这一过程似乎也充满张力和两难。
笔者成长在1980年代的中国西南。在当时的中小学里，虽然学校似乎要求教师用普通话教学，但在实践中，除了语文教师以外，其他教师并不真正执行，课堂语言基本上是本地话。进入90年代以后，一些地方方言剧出现在电视台节目中，广播电台不时也有个别用方言播报的节目，在普通话一统天下的媒体中，让人产生很强的新鲜感和亲切感。
彼时，尽管政策层面并未在官媒中严禁方言复兴，但是受众一方面对方言节目觉得亲近，另一方面又常常觉得，自己日常使用的方言，一旦很正式地进入广播电视媒体，通过电波听起来，反而有点别扭，不如从小习惯的普通话广播或对白，或许这就是本能地在私领域和公领域之间做了区分。
笔者20多岁刚到美国时，还曾问过一个来自成都的同龄留学生同学，喜不喜欢国内电视台播放的四川方言喜剧，对方竟用普通话直言回答：“非常讨厌。”
笔者在重庆的西南大学访学时，有一位山东籍教师来谈天，他也对方言很感兴趣，记得当时他强调说，重庆话里有一些词语就是本地地域情形的反映，比如他这个北方人熟悉的语汇中，就没有重庆人说的“坡坡坎坎”。这位教师在说起这事时，也自然地模仿重庆口音说了“坡坡坎坎”这个词。当然，这样富于地域色彩的独到表达，在各地方言中都有无数的例子。
在中文的语系划分中，西南官话虽然和秦淮以北的北方话语调不同，但仍然属于庞大的北方方言体系，可能捍卫方言的意识还稍弱一些，在语言明显有别于北方方言的地区如广东，推广普通话的努力和“废（除）粤（语）”引发的文化焦虑和心理危机，却一度成为社会事件。但在这里，笔者的感觉也存在矛盾：作为外来观光者，身处粤语地区时，当然希望普通话能更为通行，特别是在香港旅行时，当地很多人不能说普通话，确实造成一些交流的障碍和不便，但另一方面也能理解粤语文化区对粤语的坚守，所以也许双向的学习是最好的。
在理想状态下，通行的普通话和方言最好并行不悖，自由切换，兼顾现代民族建构中的语言统一原则，和保留地方语言和文化记忆的期待，但在现实中，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在近20年的中国大陆，推广普通话的力度似乎比笔者小时候更大，很多中小学生都更习惯用普通话表达和交流，这又带来新的问题。据一些媒体报道，在当下广东和上海的一些父母和祖辈眼里，很多儿童正在慢慢地不会说或不爱说本地方言，这使得上一代开始担心方言在新一代人中的缓慢消亡，毕竟普通话的通行度、主流和权威地位是无法撼动的。假如广东和上海的孩子回到家里，都更习惯和父母说普通话，这可能也意味着私领域遭到公领域自然而缓慢的收编。
对这种两难困境，笔者当然没有什么良策，甚至认为这个问题超越纯粹的政策制定，而是涉及更深层的、对本地语言和认同的维护，可能逐步淡化，也可能牵涉重新寻根的复杂文化心理问题，甚至关涉到多族群社会里主流和边缘、标准语言和特定亚文化之间的微妙权力关系，以及“统一”和“多元”之间固有的矛盾。就笔者所亲历和看到的，有时候，本地人也未必都是本地方言的坚定维护者，因为代际演进也可能弱化年轻一代对方言的捍卫。
但在根本上，这可能是现代民族建构必然追求语言统一和沟通便利并加以制度化，与民间坚守地方语言和认同之间的一种充满张力的、极可能无解的结构性博弈。
作者是美国历史学者和时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