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在亚细安峰会和部长级会议召开前，各国官员都要投入大量外交精力，磋商冗长的联合声明。这些最后文件虽呈现出团结的形象，但谈判过程却往往暴露出与共识同样多的分歧，尤其是在重大的经济和政治安全课题上。一年一度的亚细安外长会议联合公报就说明这一点。这个区域组织应把更多重心放在取得务实成果和提升能力建设上，而不是把时间和精力花在字句的争执上。
2012年，亚细安遭遇一场政治危机。当时在金边举行的亚细安外长会议，因亚细安内部在如何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表达关切上存在分歧，而未能发表联合公报。时任印度尼西亚外长马蒂（Marty Natalegawa）随后展开穿梭外交，达成六点共识，帮助亚细安恢复表面上的团结，但这一挽回颜面的做法并未真正弥合深层分歧。此后的历年联合公报中，涉及南中国海问题的段落，均一贯写道“一些部长对争议海域的事态发展表示关切”。这类措辞与其说展现亚细安的团结，不如说凸显团结的缺失。然而年复一年，亚细安仍继续投入外交资本，围绕各方都知道带有保留的长篇文本进行谈判，而建立真正集体能力这项更艰巨的工作，却一再被推迟。
这一现象并不限于亚细安外长会议。亚细安在许多领域频繁发表宣言，但在落实方面却往往举步维艰。亚细安如此沉浸于产出这些文件，以至于有将文件本身视为目的的风险，将表面的共识置于实质合作的落实之上。人们不禁要问，在全球多边机构因为应对瞬息万变的颠覆性变局，而面临须证明自身价值的越来越大压力之际，这是否有助于维持亚细安的影响力。
事实上，全球多边格局正出现一个更广泛的趋势，促使亚细安重新思考如何衡量外交成功。二十国集团（G20）在印度（2023年）、巴西（2024年）和南非（2025年）连续三届财长会议上，均未能发表联合公报。在这些情况下，由于围绕乌克兰、气候融资和贸易的分歧无法弥合，G20只能以主席总结取代联合公报。
北约尽管成员国同质性更高且有条约义务，但也未能幸免。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政府时期不断升级的跨大西洋紧张关系，北约大幅缩减它的2025年海牙峰会宣言。最后文件篇幅简短，主要聚焦于北约成员国增加国防开支。
这些案例与亚细安的处境并不完全相同，但启示依然成立：在整个多边格局中，全面的政治宣言正变得越来越难以达成，也越来越不适合作为衡量机构成就的标准。在更具竞争性的全球环境中，多边机构正在重新调整可达到的目标，转向取得更务实、更具体的成果。亚细安面临的问题是，它是否在字句谈判上投入太多的外交资源，而在能力建设上投入得太少。
回顾历史，亚细安的一些重大成就正是源于应对共同脆弱性的务实努力。诞生于1997年至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清迈倡议（Chiang Mai Initiative），建立货币互换安排网络，后来发展成为规模达2400亿美元的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Chiang Mai Initiative Multilateralisation），以缓解区域货币面临投机性袭击的脆弱性。亚细安冠病应对基金（Covid-19 Asean Response Fund）及相关协调机制虽不完美，但体现集中资源、协调行动并建立针对大流行病集体防范能力的真诚努力。
联合声明应包含切实成果
亚细安应系统性、有针对性地推进更多此类工作。它应推动有意愿、有能力的成员国之间建立安排，围绕具体可达成的目标组织起来，并在其他国家准备好加入时，向它们开放。此类倡议应着力增强国家和区域的韧性，以应对经济冲击、供应链中断、气候相关灾害和地缘政治胁迫等日益加剧的逆风。这些正是《亚细安共同体愿景2045》的优先事项。具有战略重要性且切实可行的领域包括：建立区域燃料储备、建设亚细安电网，以及确保紧急情况下关键物资的无中断流动。这些领域应借鉴新加坡与新西兰近期达成的安排等模式，以确保危机期间关键物资持续流通。这些举措若能贯彻落实，将能通过产生可能惠及亚细安民众（特别是在危机时期）的实质成果，增强亚细安的公信力。
亚细安的联合声明应包含切实成果，而不是让声明本身成为目的。此类声明只有在表达清晰的集体意愿，并督促成员国承诺采取具体行动，而非仅仅重申宽泛的愿景和原则，或试图通过妥协性的语言来管控分歧时，才能发挥最大作用。亚细安官员和领导人应减少在遣词造句上投入外交资本，把更多精力用于直面本地区当前面临的难题，并制定成员国可共同采取的措施，以增强区域的能力与韧性。
这一转变应当首先从亚细安轮值主席国做起。担任轮值主席国的国家，不应再以任期内发表的宣言数量来衡量成功，而应当展现主动精神与政治魄力，打破亚细安长期以来“重文件产出、轻问题解决”的习惯。这绝非易事。旧有做法不仅轻车熟路、安全稳妥，且已在制度上根深蒂固——况且，成员国之所以在公报流程上投入精力，确实有外交上的理由，包括它在传达集体立场、维持协商惯例，以及开展互谅互让外交方面的价值。本文论点并非主张放弃联合声明，而是认为联合声明应当更专注于能产生实际影响的可付诸实施的承诺。
时代氛围——全球对“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机构普遍感到沮丧——要求进行这一调整。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每年开展的《东南亚态势》调查报告，持续记录对亚细安最大的担忧，即它“过于缓慢且缺乏效率，无法应对瞬息万变的政治与经济形势”。过去几十年来，当外部环境相对宽松时，亚细安的机构惰性尚可被原谅。然而，那样的环境已不复存在。随着本地区面临日益加剧的地缘政治竞争、气候破坏以及供应链脆弱性等问题，亚细安必须重新思考自身存在的意义，并革新运作方式。
作者Hoang Thi Ha是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区域战略与政治研究项目联合协调员兼高级研究员
原载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Fulcrum网站
黄金顺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