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元兑美元汇率跌至近40年来最低水平，一度跌破1美元兑162日元。市场普遍将它归因于美日利差扩大：美国联邦储备局持续加息，日本银行则长期维持超宽松货币政策，促使投资者借入低息日元，转投收益更高的美元资产。
然而，这只是日元疲弱的直接诱因，而非根本原因。日元走弱并非单纯的货币现象，而是日本经济结构性问题的反映。人口老龄化与萎缩、生产率增长停滞、财政约束、产业竞争力下降、海外收益结构改变，以及全球科技竞争加剧，共同削弱了支撑强势日元的经济基础。
因此，真正问题并非如何通过加息或外汇干预来推升日元，而是如何重建日本的长期生产能力和科技竞争力。汇率最终是反映经济实力，而非决定经济实力。
结构性而非周期性问题
金融市场往往以利率解释汇率波动，但利差只是放大既有趋势，并不能解释为何日本数十年来始终难以摆脱低利率。
根本原因在于人口老龄化、劳动力减少及生产率长期低迷，压抑了经济增长、工资和通货膨胀，使日本银行难以像其他主要央行一样，实现货币政策正常化。结构性增长疲弱也削弱日本资产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长期压抑市场对日元的需求。
其中，人口问题尤其关键。日本不仅人口老龄化，而且持续萎缩。劳动力减少降低潜在增长，削弱消费、投资和创新；养老金及医疗支出不断增加，则进一步加重财政负担。由于人口变化属于长期趋势，无法依靠财政或货币刺激逆转，因此投资者普遍认为，日本经济放缓具有结构性特征，而非短期周期波动。
与此同时，日本公共债务已超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50%，居发达国家之首。虽然债务主要由国内融资，短期风险可控，但高债务意味着利率一旦明显上升，政府融资成本将大幅增加，因此日本央行即使面对日元贬值，也难以大幅收紧货币政策。低利率维持了财政可持续性，却同时鼓励资本外流，形成削弱日元的长期循环。
因此，无论加息还是外汇干预，都难以改变日元长期走势。历史经验显示，只有经济基本面改善，汇率才能持续走强；否则官方干预最多只能缓和短期波动，无法扭转长期趋势。
过去，日本长期依靠庞大的商品贸易顺差支撑日元。出口增加意味着海外买家持续购买日元，推动汇率升值。
如今，日本虽仍维持经常账户顺差，但收入来源已明显改变。越来越多日本跨国企业选择海外生产，海外投资收益已取代商品出口，成为日本最大的外汇收入来源；与此同时，能源进口增加也削弱传统贸易顺差。因此，日本仍是全球主要债权国，但优势已不再像过去那样自然转化为持续性的日元升值。
重建产业竞争力才是关键
既然日元疲弱源于结构性问题，解决方案自然也必须是结构性的。
日本真正须要恢复的不是汇率，而是生产率、科技创新和产业竞争力。只有提高生产效率、改善长期增长前景，才能吸引资本回流，并最终推动日元自然走强。因此，产业政策已不仅是经济政策，更成为国家战略。
重点领域包括人工智能、半导体、先进机器人、工业自动化、先进材料、国防科技及下一代数码基础设施，目标不仅是振兴制造业，更是重新确立日本在全球科技竞争中的领先地位。
首相高市早苗提出总额370万亿日元、为期14年的公私合作投资计划，涵盖17个战略产业、62项关键产品，与安倍经济学侧重货币宽松和需求刺激不同，高市更强调供给侧改革及长期产业投资，希望借此重建制造能力、强化供应链、提升科技自主，并把产业政策与国家安全紧密结合。
这一战略反映出日本产业政策已从过去追求效率和最低成本，转向强调经济韧性、科技主权及经济安全。
与此同时，中国快速提升制造能力、科技实力及供应链影响力，也成为推动日本产业调整的重要催化因素。东京并非寻求与中国全面脱钩，而是在维持经贸合作的同时，降低对单一供应链的依赖，体现国际社会近年强调的“去风险化”趋势。
成功仍面临多重挑战
尽管高市产业战略雄心勃勃，但能否成功，仍取决于几个关键因素。
首先，日本的人口结构仍是最大制约。预计到2030年，日本将短缺约640万名劳动力，高科技产业所需的工程师和技术人才日益不足。除非自动化、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大幅提升生产率，或适度放宽移民政策，否则人力短缺将成为产业振兴的主要瓶颈。
其次，融资压力不容忽视。370万亿日元投资计划超过一半依赖私人资本，而在政府债务已超过GDP250%的情况下，如何长期维持如此庞大的投资规模，仍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
第三，产业升级需要10年以上持续投入，但日本民主政治的政策连续性有限，未来政府若调整政策方向，可能削弱投资成效。
此外，日本还必须面对来自中国企业的激烈竞争。中国在电动车、电池、造船及先进制造等领域，已建立规模经济和完整供应链，日本推动供应链多元化虽可提升经济安全，却也可能提高企业成本，削弱竞争力。这种安全与效率之间的权衡，正是高市产业战略面临的现实考验。
与此同时，日本所面对的国际环境也出现新的变化。
更复杂的国际环境
拜登政府时期，日本产业政策与美国推动供应链重组及降低对中国依赖的战略高度一致。但随着特朗普第二任政府更加重视稳定中美关系，日本已不能假定美国会在所有涉及日本利益的问题上提供全面支持，未来必须承担更多维护自身经济安全的责任。
另一方面，高市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较为强硬，也增加了中日关系的不确定性。中国仍可透过稀土、投资、旅游及供应链等经济工具，对日本施加一定影响。
因此，日本一方面继续深化美日同盟，另一方面也积极推动伙伴多元化，加强与欧洲、澳大利亚、印度及东南亚的合作。随着日本企业持续扩大在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及菲律宾的投资布局，亚细安的重要性将进一步提升。
日元疲弱并非单纯的汇率问题，而是日本经济结构性挑战的集中体现。人口萎缩、生产率停滞、财政约束、海外收益结构变化，以及全球科技竞争加剧，共同削弱了过去支撑强势日元的基础。因此，无论加息、货币紧缩还是外汇干预，都难以从根本上扭转长期趋势。
从这个角度看，高市早苗的产业战略，真正目标并非直接推动日元升值，而是通过重建先进制造业、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强化供应链韧性及发展战略产业，恢复日本长期经济竞争力。若生产率持续提高、产业竞争力恢复、国际资本重新流入，更强势的日元将成为经济复兴的自然结果，而不是政策刻意追求的目标。
当然，这一战略能否成功仍充满变数。人口老龄化、财政压力、政策延续性及国际竞争，都可能限制改革成效。但高市的政策至少重新定义了日本当前面临的核心课题：真正须要重建的，不是日元本身，而是支撑日元价值的创新能力、产业实力与经济活力。
作者是南洋理工大学经济学荣誉教授。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