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美国独立战争250周年。然而，在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节点，美国却在以色列游说力量的推动下，对万里之外的主权国家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并导致伊朗关闭长期开放、承担全球重要油气运输任务的霍尔木兹海峡，进而引发全球能源市场震荡，使世界各国共同承担美以军事行动所带来的代价。
从250年前的独立战争到今天的伊朗战争，作为一个国家，美国已经明显偏离其传统政治轨迹，从昔日国际秩序的倡导者和示范者，沦为备受争议的军事强权，其政治转变值得深思。1775年4月，农民、商人和手工业者聚集于莱克星顿绿地，反抗他们眼中非正义的统治，那是来自远隔重洋、对殖民地横征暴敛的大英帝国殖民政权。经过独立战争、《巴黎和约》以及制宪，美国先驱建立了一个以主权和独立，而非隶属与支配为基础的国家和政府。这场独立运动的核心，在于美国革命是一场追求政治自主与政治自觉的斗争。美国的立国先驱坚信，美国公民和纳税人应摆脱任何外国势力的直接或间接控制——无论是大英帝国还是其他外部力量——从而实现自我治理、自主决定国家的未来。
自独立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美国始终将自己视为不同于传统帝国的国家，而非像欧洲殖民帝国、日本帝国以及后来的苏联红色帝国那样奉行扩张主义。正是在这种政治独立的建国理念下，美国迅速实现经济上的独立与崛起，并最终引领第二次工业革命。在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的问题上，伴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美国瓦解了传统殖民帝国体系，并着手建构一个以自由和开放为核心的国际秩序。一战后，威尔逊总统提出《十四点原则》，进一步倡导和扩展了民族自决原则，为世界反殖民运动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感召和道义支持。二战后，马歇尔计划对欧洲经济重建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进一步巩固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
与此同时，美国参与设计并推动建立了联合国及其他国际机构，通过更加具有代表性和规范性的国际合作机制，促进国际和平、经济发展与全球合作。美国的高等教育、科技创新、工业活力以及文化创造力，共同塑造了举世无双的全球软实力。在许多国家的精英眼中，美国不仅是宪政制度的典范，也是经济机遇、科技创新和个人自由的象征。美国将强大的物质实力与政治合法性相结合，并更多依靠吸引力和感召力，而非单纯诉诸强制力量，从而得以建立持久稳固的联盟，吸引全球移民和优秀人才，推动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并将自身影响力扩展到远超军事力量所能覆盖的范围。
从世界领袖到代理人强权
在独立战争250周年之际，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几近完败。首先，这场战争使美国陷入前所未有的政治孤立。从跨大西洋联盟中的北约成员，到太平洋地区的日本和韩国等盟友，都未响应美国的呼吁支持这场战争。这种局面在二战以来以联盟体系为核心的美国全球政治、军事和外交实践中极为罕见。军事上，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基地遭受重创，创下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局面。这不仅使美国在波斯湾局部地区的军事优势受到严重削弱，甚至被迫收缩部署，也使美军基地从所在国的安全保障逐渐演变为安全负担。这一点，从美伊双方仅就商船而非军舰如何进出霍尔木兹海峡展开谈判便可见一斑。外交上，美国牵头提出对伊朗进行所谓经济补偿或经济回馈——无论是以投资还是重建的名义——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在军事打击之后，美国不得不转而借助经济手段寻求局势缓和。
与此同时，伊朗战争也在美国国内引发一系列政治连锁反应，包括民主党和共和党内部，尤其是“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阵营内部的意见分化；国会与白宫围绕战争权力展开激烈博弈；以及地方选举中因伊朗战争而进一步加剧的政治极化，形成支持与反对两大阵营的尖锐对立。
从更长的历史维度来看，美国对伊朗的无端侵略，完全背离建国之初所确立的价值、理念和原则。其中最核心的一点在于，这场战争本质上是为外国利益而进行的代理人战争。正如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所承认的，美国实际上是在替以色列打仗。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社交媒体评论人切尔诺维奇（Mike Cernovich）将鲁比奥这番表态形容为“晴天霹雳”，认为它揭示了美国外交政策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围绕特朗普政府这场被视为代表以色列利益而发动的代理人战争的批判，也进一步引发更深层次的问题：自独立战争以来，美国是否仍能够在以色列有组织的游说、政治献金、商业利益绑定、媒体影响、军事合作以及意识形态渗透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保持自身政治和外交政策的独立性？
这场针对伊朗的以色列代理人战争的军事行动，也引发人们对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历次对外战争的重新反思。令人震惊的是，自2000年以来，美国几乎所有重大的海外军事行动都集中于中东、北非及周边地区，即广义上的穆斯林世界，包括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叙利亚、也门，直至今天的伊朗。这些战争无一例外打着反恐、打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反独裁等旗号。然而，这些战争理由已被后来的事实逐一证伪：从鲍威尔2003年在联合国安理会展示所谓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证据（被讽为“洗衣粉”），到阿富汗塔利班重新执政、利比亚陷入军阀割据、叙利亚“努斯拉阵线”领导人成为现任总统，再到伊朗更加强硬政权的崛起，这一系列事实都使当初发动战争的理由不攻自破。
伊朗战争进一步揭示美国在上述地区一系列战争行为的内在逻辑，本质上构成以色列的代理人战争。从伊拉克战争到当前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可以清晰辨识出一条连续的战略脉络：这些冲突中的许多，无论直接还是间接，都与巴勒斯坦问题密切相关；美国则不断充当以色列的代理力量，削弱或遏制那些被视为阻碍以色列占领和扩张的行为体。
与1775年的英国不同，伊拉克和伊朗都未曾占领美国领土，也未曾直接剥削美国公民。然而，美国却在人力、军事和经济等方面投入巨大资源，长期卷入远离本土的中东冲突。推翻萨达姆政权，根本原因与萨达姆长期支持巴勒斯坦事业以及推进核项目密切相关（以色列曾于1980年代轰炸伊拉克核设施）。同样，对伊朗发动战争，也是以色列长期战略谋划的结果。正如美国右翼评论人士卡尔森（Tucker Carlson）所指出的，这场战争并非为了维护美国国家安全，也不是为了让美国变得更加安全或更加富裕，甚至并非真正关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核武器或生化武器。在他看来，这场战争之所以发生，根本原因在于以色列希望发动这场战争。
对美国不幸的是，在建国250周年之际，美国选出一位商人总统；对以色列而言，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使它得以借助拉斯维加斯博彩业大亨阿德尔森（Miriam Adelson）对特朗普的大额政治献金，深刻影响美国对巴勒斯坦及其支持者的政策取向——从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迁至耶路撒冷，到最终对伊朗发动战争。
美国通过独立战争摆脱大英帝国殖民统治，赢得政治上的解放与自由；随后，又通过经济和科技上的第二次独立，成长为世界强权。然而，冷战结束后，美国这一强权却逐渐受到游说政治的侵蚀，甚至在一些对外战争中沦为外国利益代理人。美国纳税人再次受到外国游说集团的左右，其税收被用于代理人战争，某种意义上重新陷入类似独立战争前，受外部力量操控的境地，甚至承受着更为沉重的代价。从长远来看，如果不能终结外国游说对美国政治的殖民，美国或将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因游说政治而走向衰弱的帝国。
当前，伊朗战争在美国国内持续发酵，或许并非全然坏事。围绕战争展开的争论与批判，或许能促使美国重新反思游说政治对国家利益全面而深刻的影响，推动终结外国游说对美国政治的过度影响，减少乃至终结代理人战争，从而帮助美国重新赢得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独立，减轻纳税人的痛苦以及其他国家人民的苦难。倘若如此，无论对于美国人民还是整个世界，都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作者是美国弗罗斯特堡州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