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爱尔兰西岸之外，有一个地方叫阿伦群岛（Aran Islands），由三座面积不大的岛屿组成。隔着一片经常风急浪高的大西洋海域，它们看起来就像散落在欧洲边缘的几块石灰岩平台。
尽管没有壮丽的景观，只有简朴的矮石墙、草地、渔港等未经雕琢的原始自然风貌和史前古迹，这些岛屿如今在爱尔兰人的文化想象中却占有特殊位置。
因看过奥斯卡入围影片《伊尼舍林的女妖》（The Banshees of Inisherin），两年前到爱尔兰旅行时，我带着对这部黑色喜剧里弥漫死亡气息的岛屿想象，踏足群岛中的伊尼希尔岛（Inisheer，爱尔兰语 Inis Oírr）。与戏里的氛围相同，那天天色灰蒙蒙，细雨时断时续，整座岛被笼罩在一层薄雾之中，但这一段旅程却意外地没有让人感到萧索。
接驳船登陆后，一名自称“返乡”岛民后裔的年轻女司机兼导游一路热情地向我们讲述岛上的人和事，也分享自己家族在岛上的生活故事。
她不断介绍沿途遇见的人：亲戚、朋友、新搬来的年轻家庭。那些零碎故事渐渐拼凑出一幅清晰图景：这并不是一座靠展示过去维持存在感的岛屿，而是一座仍然有人生活、工作、养育下一代，并持续编织社会关系的岛屿。
后来了解到，这幅景象并非理所当然。和许多偏远岛屿一样，阿伦群岛也曾长期面对人口流失的危机。过去一个多世纪里，大批年轻人离开岛屿前往都柏林、英国甚至美国寻找工作机会，人口不断萎缩，学校、商店和社区活动也随之受到影响。
2023年，爱尔兰政府针对离岛地区推展“我们的活岛屿”（Our Living Islands）政策，希望透过增加人口、创造经济机会，以及让社区继续拥有塑造未来的能力，逆转长期以来的人口流失趋势。
打造“活岛屿”的愿景耐人寻味，尤其这些变化关系到岛屿另一珍贵遗产的延续——语言。阿伦群岛长期被视为爱尔兰语（又称盖尔语，Gaeilge）传统最稳固的地区之一；几个世纪以来，当英语逐渐成为主流语言时，这里依然是爱尔兰语的重要据点，至今仍保留独特的岛屿方言。
文化遗产研究越来越强调“活态遗产”
近年来，文化遗产研究越来越强调“活态遗产”（living heritage）。真正须要被保存的，不只是古迹、建筑或语言本身，而是围绕着它们持续发生的生活实践、人际关系和共同记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主张这个概念，盼望看到遗产被社群不断重新创造与诠释，获得新的生命。
过去一个月，我两次登上新加坡的乌敏岛，最近一次是参加戏剧盒的《夜光乌敏岛》活动，在夜色与海风中观看围绕岛屿历史展开的表演，也探索岛上自然。配合“乌敏岛日”举办的一系列活动，这段时间也让平日显得安静的小岛难得热闹起来，不少人有了机会，重新认识这座距离本岛不过10分钟船程的地方。
我对乌敏岛一直怀有特殊感情。从学生时期在岛上露营，到后来参与“无障碍乌敏”组织的义工服务，它一直是我生活经验的一部分。我也不只一次写到它，并曾在评论中谈及自己对于岛民迁徙离去，属于乌敏岛的“生活之道”会逐渐淡出公众视野的担忧。
然而，此次借着艺术活动登乌敏岛，让我回想起阿伦群岛的经验，也对这座我喜爱的小岛有了另一番想象。
乌敏岛有没有更多不同可能？
与阿伦群岛不同，乌敏岛大概不可能重新成为一个拥有数十户居民、世代聚居的社区。这样的期待或许过于浪漫，也与新加坡的发展轨迹截然不同。然而，若要打造一座“活岛屿”，乌敏岛上是否还能看到更多不同的可能？
近年日本地方创生研究提出一个有趣概念，称为“关系人口”。它指的并不是定居当地的人口，也不是匆匆来去的游客，而是那些持续与某个地方保持联系的人：他们可能回来参与活动、担任义工、记录历史、经营社群，甚至只是不断把地方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透过我个人在乌敏岛上当义工的经验，以及此次看到戏剧盒如何尝试扎根乌敏岛并与岛民建立联系，我逐渐觉得，衡量一座岛屿是否仍然“活着”的，或许不只是还有多少人居住于此，而是还有多少人与它保持联系。政府早在10年前组织乌敏岛之友网络，可以看到相同的思维脉络；戏剧盒自2022年展开的“12号计划”（Project 12），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有趣的尝试。
“12号计划”名称来自往返乌敏岛的小舢舨每趟可载12人，也反映艺术组织对于人与岛屿关系的深刻思考，毕竟一艘艘小船代表的，便是访客不断的抵达与离开。一定程度上，关心乌敏岛的人，须要找到新的位置，让它与更多人建立连接。或许戏剧盒正是如此，它不满足于游客式的短暂停留，也透过名称表达它并不假装自己是岛民。
另外，人口减少固然是乌敏岛无法回避的现实，但生命未因此从岛上退场。最新调查显示，岛上拥有超过1850种动植物，包括27种首次在新加坡被记录的物种。当我们习惯以人口数字衡量一座岛屿的兴衰时，也不妨记得换个角度看，或许丰富的生命网络仍在扩展。
阿伦群岛那趟旅行给我的启发，也包括让我认识到，文化的命运并不只有存在或消失两种状态。最近《给阿嬷的情书》在新加坡掀起热潮，让方言的未来再次成为讨论焦点。现实地说，新加坡方言大概很难重回过去的地位。在一个以英语和华语为主的社会里，它既不具备明显的经济价值，也难以重新成为多数人的日常语言。
也许真正值得思考的，不是方言能否回到过去，而是为什么在许多人早已不说方言的今天，一部以方言承载情感与记忆的电影，依然能够引发如此广泛的共鸣。文化有时正是如此：当我们以为它正在远去，它却在意想不到的地方留下回声。每一代人最终都得决定，这些回声究竟只是怀旧的余韵，还是未来故事的开端，并为之投入时间、资源与空间。
作者是媒体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