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要有情有义”，看完《给阿嬷的情书》，很多人都会记得这句话。但这部电影，在新加坡除了收获眼泪，也收获争议。有人被电影中的家书、乡愁与守候深深打动；也有人提出质疑，在当前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下，一部讲述潮汕侨乡与海外华人情感联系的电影，是否带有某种文化宣传色彩？
这样的争议并不令人意外。近年来，随着大国竞争加剧，地缘政治氛围紧张，许多原本属于文化、历史甚至家庭记忆的议题，越来越容易被纳入国家叙事的框架之中。谈到海外华人，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国族认同；谈到祖籍故乡，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政治归属；一封侨批，一部电影，也可能被赋予超出其本身的政治含义。
看完电影之后，我觉得，这场争议本身恰恰反映一个值得反思的现象。现代人已经太习惯从民族国家角度理解世界，以至于忘记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许多最重要的关系其实并不建立在国界之上。
我想起历史学家王赓武的一句话：“民族国家其实是一个相当新的概念。”王赓武曾经在许多场合不断重申这句话，也在他的多项研究中指出，今天人们习以为常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以及严格的国界划分，是19世纪至20世纪以来西欧“主权国家”概念全球扩张后的近代历史产物。在此之前，东南亚、中国以及大体上的亚洲地区，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固化边界或排他性的国家认同。
他在新近出版的《无国界：跨越岛屿与大陆的旅程》，回顾自己跨越中国、马来亚、英国、澳大利亚与新加坡的人生经历时，再次指出今天的民族国家秩序，不过是近代才逐渐形成的历史现象。他说，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们的身份认同与社会组织方式是多层级且流动的，家族、宗族、乡土为人们提供了最基础的安全感与归属感。同时，华商与南中国海贸易正是依靠横跨亚洲的商贸网络和文化共同体（如共同的方言、信仰、民俗）进行维系，而非依靠特定国家的行政力量。
如果把这部电影放到这样的历史脉络中重新观看，就会发现，影片所呈现的并不是某种现代民族主义叙事，而恰恰是一段民族国家形成之前便已存在的人类经验。它讲述的是一群普通人的故事，有人离乡谋生，有人留守故土，有人替陌生人传递书信，有人用一生守护一个承诺。他们的命运横跨潮汕与泰国，穿越战争与和平，连接不同语言、不同地域的人群。南枝一生的付出，更不是因为民族主义的召唤，而只是因为看见了另一个人的苦难。这些行为背后体现的，其实是一种普世的人性伦理。
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曾提出“世界公民”的理想。他认为，人类最终须要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视角，以更广阔的人类共同体来理解彼此。美国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也主张，通过文学与艺术培养的“叙事想象力”，让人们能够进入他人的生命经验，扩大同情的边界。《给阿嬷的情书》正是完成了这样的工作，它让今天生活在高楼林立的新加坡年轻人，看见祖辈漂泊海上的命运；让从未去过潮汕的人理解故乡的意义；让不同国家的观众共同感受等待、离别与重逢。
在东南亚的地缘政治语境中，面对涉及“寻根、故乡、祖辈、中国”等题材的文化作品时，社会舆论有时会产生某种政治敏感或“文化宣传”的担忧，害怕引发身份认同的混淆。但是，早在19世纪，法国历史学家和思想家欧内斯特·勒南就曾指出，所谓民族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群体为了面向未来，在当下所做出的主动选择与情感建构。
所以，已经选择成为新加坡人的华人，完全不必介意《给阿嬷的情书》带来的情感认同和文化回响。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属于哪个国家，不取决于他血液里流着谁的DNA，而取决于他在当下和未来，愿意与谁共同承担命运、共同建设未来。
如果政治认同是建立在“面向未来的主动选择”之上，新加坡人的国家认同就应该是强韧和自信的。观看《给阿嬷的情书》，因祖辈流落南洋的命运而流泪，或者对潮汕、闽南等故土文化产生情感共鸣，是一种历史记忆的溯源和文化同理心的唤醒，它丰富了新加坡多元文化社会的内涵，并不会动摇人们对国家的政治忠诚。
总而言之，这部电影最珍贵的地方正在于提醒我们，在人类不断建构边界的同时，始终存在着一些超越边界的东西。当影片落下帷幕，人们流下眼泪，并不是因为某个国家的历史，而是因为看见了自己与祖辈之间的联系，看见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善意，也看见一个常常被现代世界遗忘的事实——毕竟有些东西，比国界出现得更早，也比国界存在得更久，那就是“情义”，情义无国界。
作者是童书创作者、前媒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