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有些煽动视频在网络上盛传，内容是贬低本地印裔社群，并将本地华印族群200多年共生的历史，简化为现实中的竞争与对立。那些煽动论调，既让人愤怒与不解，也让人感到脆弱——因为我等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即建立于族群互信之上，而这正是煽动者力图破坏之处。
我曾指出，新马华人的主要来源地华南沿海，不仅保留不少中原失落的文化因素，其海洋性、商业性、开放性与文化多元性，则是在东南亚“在地化”过程中逐渐形成。新马的华人群体，正是历史上与巫、印、英国及其他异质元素不断交融并演化后的结果。最初的土生华人与海峡华人，往往与当地土著通婚，讲马来语与英语，只部分保留华人习俗；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新客，则有中国的身份认同与强烈的华南文化特征；直至近些年内，又有了为数可观的新移民，则无论来源地，语言文化等，都与传统新马华人差异明显。
从语言、宗教及日常衣食住行方面，新马华人都展现在中华边缘地带的“他者性”。这种文化差异，正是在与印裔、马来裔、欧亚裔等频密互动，从而产生的多元文化包容主义；其次，新马华人相对而言，更具世界主义倾向。他们的文化更为外向，而较少排他；再者，与中华传统农耕文化不同，南洋华人文化明显更为重商。
因此，在新加坡街头，你既可听到闽粤方言、华语、新式英语（Singlish）与马来语的交织，多数本地华人也可实现语言的自由切换。南洋华人更爱喝咖啡；南洋的菜肴从来不只是潮州糜、福建虾面与海南鸡饭，还会大量吸收马来、印式香料与欧陆影响。潮汕与闽南传统饮食中，看不到如此多的咖喱、椰浆等印度与马来香料；像我们常吃的沙爹米粉，也是早期南来的潮州人受马来料理启发的创意，很多其他街头小吃，都体现跨文化的创造。
在新加坡，随时可见各类寺庙、祠堂、回教堂与基督教堂在同一街区并列；节庆时，不同宗教族群互访也极为常见；甚至连部分宗教实践，也常带有混合元素。多族群混居的政府组屋区与多语路牌、站名，都反映日常的多元互动与包容设计。普通的摊贩、店铺及小贩中心，又构成密集的跨族群交往的场域；本地错综复杂的商业与社会人际关系，也使跨族群、跨语言合作成为日常技能。与传统华南宗族社会不同，新马华人有漫长的海外贸易史，再加上跨国侨团网络，因此在文化上更易吸纳外来潮流与国际元素。因此，这个华人群体，对外来文化就有较高的包容度。
另一个关键区别，还在于新马华人社会的商业特征。就某种意义而言，新马社会是以商业为立国之本，这与传统华人社会的农耕文明特色就有了重大的区隔。因为贸易密集的海洋社会，更依赖流通网络、市场规则与跨境互惠，因此，在对外互动上更强调交换与合作；反之，农耕社会更重视土地、稳固的人口与国家控制，倾向于建立强有力的国家机构，以管理生产和征税。因此，海洋文明倾向于灵活的城市网络、商业中介与跨文化融合；农耕文明则倾向于以村落和家族为基本单元，形成更强的地方凝聚与等级制度。在这种大背景之下，我们方能更好地、更深刻地去理解新加坡的精神气质，及对待少数族群的包容态度。
新加坡社会的韧性正来源于此。之所以不像许多地方那样被族群冲突撕裂，部分原因确实在于制度设计——组屋与文化融合政策，公共话语不断强调“新加坡共同体优先”，但更关键的是，数代人的生活经历早已把彼此交织成网。华人商贩与印度裔顾客、马来邻居与华人家庭的节庆互访、跨宗教的公益互助，这些日常的社会牵连，每天都在发生。
国家如何通过身份识别与教育塑造族群身份，既是一种治理需要，也会带来认知上的简化。族群间的和平共处，从来不是抽象的政策宣言，而是每天在时间里慢慢缝合的关系。当有人试图用外来的话语把这种关系撕开，我们应该以同样日常的方式回应：用记忆、用见证、用来自邻里、学校与市场的真实交流与互助，去抵消那些被剪辑、被扭曲的外来噪音。
作者是文史爱好者、宗教研究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