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望傅：留给我们的印记》这本书的出版，唤回了一个时代的记忆——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新加坡曾在全球电脑科技界独领风骚，哪怕只是短暂的一瞬。
为我们争取这个荣光的是草根出身的企业家、创新科技（Creative Technology）创始人沈望傅。他是我们的科技英雄，是新加坡的一个传奇。
沈望傅在电脑科技领域创造几个世界第一，用实际行动证明新加坡也能在全球科技舞台上发光发亮，而不是只能作为跨国公司的代工厂和生产基地。
首先，他在中文电脑方面引领整个中文世界，在1980年代初就研制出全球第一台能讲华语和显示中文的电脑。
接着，他把高质量的立体声和特效带进电脑，被公认为全球电脑声音系统的先驱者，1980年代末在美国成功推出了“声霸卡”（Sound Blaster），一炮而红，夺得了全球超过70%的市场，被誉为“电脑声卡之父”。
在电脑主要还是用来处理数据和文书的时代，他开发多媒体产品，推动多媒体时代。
他精心研发出来的颠覆性3D音频技术“声晰飞”（Super X-Fi），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举办的消费电子展（CES）总共夺得23个大奖，这是空前纪录。CES创新奖被视为全球消费电子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奖项之一。
我们更不能忘记，他是第一位将新加坡企业带到美国纳斯达克交易所（NASDAQ）上市的人。
这位本地科技创业的先行者，远远走在时代前头。可惜他的步伐太快，快到市场赶不上他。
虽然他的事业曾经在全球引领风潮，企业曾经创造辉煌、攀上高峰，但也曾经跌落深谷。创新科技的跌宕起伏有着种种时代的、商业生态的、地域和个人的复杂因素。
然而，无论结局如何，他那些划时代的科技成就，他对国家社会的重大贡献，是绝对不能抹煞的。我们若只以商业成败论英雄，眼界就未免太过狭隘了，窄化了我们看待时代英雄的视野，也辜负了这么一位走在时代前端的科技先驱。
我一直觉得，对于这么一位新加坡曾经拥有的科技奇才，无论是从国家或社会的层面来看，我们对他都是有所亏欠的。
在他去世后的这几年，甚至在这之前的好多年，他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几乎被遗忘了。
上星期天举行的“《沈望傅：留给我们的印记》分享会”，终于让我们有机会集体缅怀他，对他表达敬意，这是迟来的致敬，也是应有的致敬。这本书的出版是一项意义重大的文化工作，为新加坡历史留下一个重要记录。
我有幸受邀在分享会发言，心情既兴奋又沉重。无论是作为一名见证过创新科技兴衰起伏的新闻工作者，或是一个与沈望傅有过私交的朋友，于公于私，我都觉得应该为他说些公道话，为他的历史地位正名，这是义不容辞的。
我在发言时，解释了为什么我认为他太过超前，这关系到他在历史上的定位。在此与读者分享。
科技痴、中文痴、新加坡痴
沈望傅说他自己是个科技痴、中文痴、新加坡痴。他对科技和中文的痴迷，推动他研发出全球第一台中文电脑。要知道，在1980年代初期，个人电脑世界是由英文主导，中文输入和显示以及中文操作系统等，都还是极不成熟甚至昂贵的技术挑战。但他还是排除万难，成功推出了“Cubic”系列的电脑，能显示中文、能讲华语，而且能让普通用户直接使用，世上独一无二。
可惜这套电脑生不逢时，因为在1980年代初期，个人电脑还不普及，而且价格昂贵。本地个人电脑市场本来就小，中文市场就更小了，何况当时华文在新加坡的地位已经开始走下坡。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那时却又还没有完全开放，否则创新科技的中文电脑产品肯定能在这个庞大市场抢得先机。
有一个例子可以生动说明这件事。这本书提到，1987年，创新的几个同事带着Cubic CT到广州，介绍给官方科技部门。在展示和推广会上，出席者第一次看到电脑上的中文文字操作，都很惊奇、很兴奋，纷纷为新科技叫好；对于电脑的价格，他们也认为物有所值。眼看生意就要做成了，没想到却卡在付款方式上。中国方面虽有意愿购买，但手上却没有现金，也不可能用宝贵的外汇来支付，希望新方能接受其他付款方式。
谈商的结果，最可行的方案竟然是原始的物物交换——用罐头换电脑！
这宗交易因此落空了。要知道，当年的广州是最早实行改革开放的南方第一大城市，连广州都没有外汇买创新的中文电脑，其他城市就更不用说了。
虽然在中国推销不成，但一位中国名人却在前一年到新加坡时买了一台。新加坡著名戏剧和相声作家韩劳达在分享会的场边向我透露，他是Cubic CT的第一个顾客，而中国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姜昆在1986年来新加坡演出时，也在他介绍下买了一台，用它来进行相声创作，他告诉韩劳达：“这在当时的中国是绝无仅有的。”
可惜这毕竟是个别现象。面对残酷的现实，Cubic CT尽管技术超前，却叫好不叫座，无法形成大规模的商业化变现，给公司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创新科技本身也生不逢时，从它1981年诞生到接下来一二十年，新加坡完全不存在科技创业的生态。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新加坡的经济发展策略主要是吸引跨国公司前来投资设厂，大力发展制造业，带动中小企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创造就业机会等。政府当时还没有推出支持本地技术创新和科技创业的政策，而市场上也没有天使基金或风险投资这类融资概念或产品，可以协助科技起步公司萌芽和成长。
太过超前
创新科技的另一个“超前”是，它推出的多媒体产品早于万维网普及的年代，如果那时就有无线互联网以及所有相应的软件生态和应用场景等的支持，它就不会那么孤掌难鸣，而是一呼百应了！
因此，虽然创新科技开发的声霸卡在1990年代抢先占领了全球市场，销量超过4亿张，成为所有个人电脑运行游戏和多媒体功能的行业音频标准，而他的MP3播放器也比苹果的iPod早了整整两年，但后来还是敌不过财雄势大和人才济济的美国同行，很快就被后来居上并超越了。如果那时新加坡拥有科技产业生态，有政府政策的支持，有今天普遍存在的那些愿意对最前沿科技进行“烧钱”的天使基金和风险资本，创新科技肯定就有机会乘胜追击，开创全新的局面，历史就可能会改写。可惜历史没有“如果”。
今天的互联网创业者，视庞大资本、成熟市场与全球化供应链的支持为理所当然。但这些有利科技创业和成长的条件，在沈望傅创业的时代根本不存在，他简直就是个在荒地里开路的人。
他在2023年1月离世时，时任副总理王瑞杰在脸书贴文悼念他，对他在新加坡科技创业的先驱地位给予明确的肯定：“沈望傅是新加坡第一家全球科技起步公司的创始人。当新加坡在创新或创业上还默默无闻的时代，沈望傅却做到了。他毕生致力于开拓新领域，开发新产品。他的成功激励了后起的新加坡初创企业。”
新加坡的初创公司生态系统如今已是欣欣向荣了。《联合早报》5月28日报道，国际调研公司StartupBlink发布的《全球初创公司生态系统指数2026》（Global Startup Ecosystem Index 2026）指出，新加坡在这方面的国家整体表现名列全球第四、亚太地区第一，也首次晋身表现最佳的10大城市。
若真如王瑞杰所言，这些后起的新加坡初创企业是被沈望傅的成功所激励，国家是否应该以某种方式来纪念他？
记忆中，官方对他的最高表彰是在2001年的国庆颁给他公共服务星章（BBM），算是对他在商业领域和电脑科技产业的杰出成就，以及他领导“21世纪科技企业家私人机构工作小组”所做的贡献，给予的高度肯定。
“21世纪科技企业家委员会”（Technopreneurship 21 Committee）在1999年初成立，目的是在经历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后，推动新加坡向知识经济转型。委员会由时任副总理陈庆炎担任主席，其下设立两个工作小组：公共部门小组由国家科技局（NSTB）主席张铭坚领导，私人机构小组则由沈望傅领导。
写武侠小说留下永远的谜团
除了从新闻视角观察他，我和望傅也有过私人交集。大约是在世纪之交，我们通过戏剧大师郭宝崑认识，彼此谈得来，但不算深交，由于大家都忙，我们的交往并不密切，肯定没有一起坐下来吃过一顿饭，因为他是不会浪费时间在饭桌上的。
20多年前，忘了具体是哪一年，他突然拿了一本书的样版给我，说是他刚写好的武侠小说，叫《神仙火》，请我有空看一下，提些意见。我那时很忙，只能在工作的空档抽出时间断断续续地看，感觉他好像是在写自己的故事、自己的遭遇，从他出生成长的椰山尾写起，人物很多很复杂，黑道白道红道都有，但写得天马行空，事实和虚构内容互相交织穿插，文字跳跃得很厉害，情节变化也很快，有时看到我满头雾水。但我还清楚记得，故事的结尾部分是男女主角（阿旺和一个叫“红姐姐”的知己）坐火车到北马，来到了Gua Musang（话望生）这个地方。看到这个地名，立刻触动我的敏感神经。Gua Musang？那不是已经去到“森林”边缘了吗？于是我在见面时就直接问他：阿旺和“红姐姐”究竟进入森林了没有？他故作神秘说：“你自己看咯！”我说我就是看不懂才问你，他说反正这是虚构的故事，“你自己发挥想象力咯！”天啊，我的想象力有他的千分之一就好了！这个悬疑一直留在心中，现在也永远不会有答案了。他这部小说并没有公开出版，只是少量印刷送给一些亲友传阅。
我跟望傅的其他交集，就是参加他时常在公司的“创新源”露天剧场举行的“大家唱”盛大聚会，捧着他亲自编印的厚厚的歌书，跟着大家唱熟悉的歌，场面热烈却又温馨。望傅是灵魂人物，非常活跃，偶尔还拉着手风琴自弹自唱。“大家唱”往往一直唱到深夜，让人流连忘返，给许许多多人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至今回味无穷。
与望傅的私人交集，让我深深感受到这位科技传奇人物有趣、可爱和正直的一面。他是一个古道热肠的人，乐于助人，非常草根，很讲义气，有时也很调皮。他还是一个热心支持文化和慈善事业的人，在这方面出手阔绰。
那天分享会后，与一众朋友谈兴未尽，喝了咖啡后一起去追夕阳，来到南岸一栋高楼，登高望远，看着残阳似血渐渐西沉，不禁想起望傅这位喜欢爬山的科技先行者，不知他登上高峰时，是否也会有晏殊那种“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寂寞感觉，想着想着，一股悲壮之情涌上心头……
作者是《联合早报》前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