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第二届政府从一开始就明确表明，将从根本上重塑美国外交政策。去年11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宣称，“美国像阿特拉斯（Atlas）一样支撑整个世界秩序的时代已经结束”，这一转变对美国的众多盟友和伙伴而言尤为重要，因为它们长期以来一直将依赖美国，作为国家安全的核心原则。
上月底，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新加坡向各国国防部长和专家发表讲话时，最直白地阐述美国这一转变的方针：“我们需要的是伙伴，而不是受保护国。”他宣称：“我们寻求建立在共同责任而非依赖基础上的联盟。这是我们联盟在新时代走向成熟的表现。”
美国这一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普遍存在的观点，即美国的安全伙伴长期以来未能承担应尽的责任。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因为许多美国盟友确实具备增加国防开支的经济实力。传统上阻碍它们行动的，是国内政治因素，甚至还有一种预设，即无论发生什么，美国都会永远保卫它们。华盛顿再也不会接受这种想法了。
要求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在更靠近本国的地方承担责任也是合理的。美国在欧洲、印太地区、中东和西半球等多处战区，承担着独特而广泛的全球责任，这暗示美国的一个更大动机：缩小美国军事能力与承诺之间的差距。如果同时发生多起突发事件，这种差距将显而易见。鉴于来自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的潜在及实际威胁数量之多，这种情况绝非假设，而是美国及安全伙伴所面临的现实。
但是，伊朗战争已将美国能力与承诺之间的差距暴露无遗。美国不仅缺乏应对当前局势所需的军事系统，也缺乏能够快速、廉价且大规模生产这些系统的制造基地。在此方面，美国若能向乌克兰取经将是明智之举，后者已崛起为当代“民主军火库”，并在无人机的生产与应用方面引领世界。
基于这些及其他原因——尤其是美国外交政策已不再视盟友为享有特权且值得坚定支持的对象，政策走向愈发反复无常——美国的传统伙伴已开始重新审视自身的国家安全战略。他们这样做是正确的。
首先，它们应增加国防开支，但“如何增加”比“增加多少”更为关键。提高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虽有必要，但还不够。欧洲在军事装备上的投入相当可观，但整体效能却不及各部分之和。
面对伊朗威胁的阿拉伯国家亦是如此。在亚洲，以华盛顿为中心的“枢纽—辐条”式联盟体系须要让位于网络化模式，让美国的盟友之间加强协作，在威慑和应对侵略方面发挥互补作用。
防务合作须符合当地战略环境
有意义的防务合作须要建立符合当地战略环境的体系，这些体系应反映地理条件、可用人力、潜在侵略者的能力和战略，以及可以合理期待的外部援助。这还要求各国政府做好整合防务力量的准备，而不是每个国家都重复建设。
增强自力更生能力可以也应当成为战略考量的一部分，但自给自足几乎从未成为现实的选择，建立新的、更深层次的伙伴关系才是现实之选。伙伴关系可以涵盖装备和弹药的生产、情报共享，以及联合军事部署和作战的规划与训练。
最显而易见的合作伙伴就在各自所在的地区：首先便是日本和韩国，同样值得考虑的还有担忧俄罗斯的欧洲国家，以及忧心伊朗的中东国家。
不过，伙伴关系不必仅限于本地。沙特阿拉伯正与乌克兰建立新的联系，以借鉴乌克兰在制造和部署无人机方面的丰富经验。韩国正在波兰投资导弹生产。
各国重新调整而非彻底抛弃与美国的安全关系，也是合乎情理的。没有理由寻求“分手”，而有充分理由抗拒“分手”。但要让当今与美国的关系行之有效，就须要重新定义分工、重新思考角色定位，并重组指挥体系，以赋予合作伙伴更大的话语权。
所有这些举措可能都包含外交层面的考量，以尝试缓解与潜在或实际地区对手的紧张关系：无论是印太地区的中国或朝鲜、欧洲的俄罗斯，还是中东的伊朗。但应对这些潜在或实际的对手，必须立足于军事实力，正如前面所述，这须要建立新的，更深层次的伙伴关系。若试图单独迎合其中任何一方，或在缺乏有利的军事平衡及有效威慑的情况下采取行动，那将是鲁莽的、危险的，甚至两者兼而有之。
在一个美国已无法像过去那样被完全依赖的世界里，我们的目标不是不惜一切代价换取稳定，而是争取符合美国及西方利益的稳定。这一目标是可以实现的，但前提是美国的盟友必须认识到这一新现实，并采取单独和集体行动来应对挑战。
作者Richard Haass是美国外交关系理事会名誉会长、Centerview Partners高级顾问、纽约大学杰出大学学者，并主笔周刊《 家园与远方》（Home & Away）
英文原题：Building Alliances of America’s Al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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