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大勇:国际秩序正经历怎样的变化?

过去几十年里,很多人逐渐习惯一个相对安稳的世界图景。冷战结束带来长时期的相对和平,全球化让贸易和人员往来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大国之间虽然难免有摩擦,但总体上还是在规则框架下运作。

国际组织运转顺畅,冲突似乎更多地被谈判和对话所取代,跨国公司遍布全球,互联网让信息流动无远弗届。这种状态持续了几十年之后,不少人开始觉得这才是世界的常态,好像人类社会终于走上文明轨道,强权政治已经成为历史,合作共赢才是未来方向。

但如果我们把时间线拉长一些,就会发现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放眼几千年的文明史,大国之间的竞争、势力范围的划分、资源的争夺、强弱之间的博弈,才是人类社会最常见的状态。从古罗马的扩张,到蒙古帝国的征服,从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远征到拿破仑对欧洲的横扫,从英法在非洲的分赃到冷战时期的阵营对峙,权力政治始终是国际关系的主旋律。过去那段相对温和的时期,反而更像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特例,一个因为特殊条件才出现的短暂间歇。

规则从来都需要执行者

当这种特例逐渐走向结束,权力政治的原始逻辑重新浮出水面时,很多人反而感到困惑、不安,甚至惊慌失措。媒体上充斥着“世界失序”“多极化困境”“规则崩溃”之类的标题,学者争论不休,普通人则在社交媒体上表达对未来的担忧。人们普遍有一种感觉:世界变了,而且好像是朝着不好的方向变。这种情绪化的判断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我们是否正确理解历史的规律?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国际规则从来不是自带执行力的。谁是国际规则的执行者呢?答案很简单:最强大的那个国家,或者那个最有影响力的国家集团。它们不仅是规则的制定者,也是规则的解释者,更是规则的执行者。当它们愿意执行规则的时候,规则就是铁律;当它们不愿意执行的时候,规则就变成了废纸。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反复出现,也在今天依然清晰可见。

过去几十年之所以能维持相对稳定的“规则秩序”,是因为当时有一个明确的主导力量。这个力量制定游戏规则,也掌控执行规则的手段和能力。通过国际组织、金融体系、技术标准、话语权等多种工具,它能够让全球大部分国家觉得,遵守规则对自身是有利的。这种安排表面上看是“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实质上是权力通过制度化渠道的延续。规则不是权力的替代品,而是权力的更高级形式。

但任何体系都有它的维持成本。近些年来,这套全球秩序开始出现明显的裂痕。首先是内部成本的急剧上升。以美国为例,国内政治极化严重,两党斗争白热化,社会撕裂加剧,中产阶级不满情绪高涨。承担“全球警察”角色的财政负担、政治代价、社会反弹,都让越来越多的人质疑:为什么要为遥远的国际秩序付出这么多?

欧洲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难民危机、经济停滞、民粹主义抬头、能源困境,这些内部压力让各国政府把更多精力转向国内事务,对外部干预的意愿明显下降。维持全球秩序不再是“理所当然的责任”,而变成了“高成本的负担”。

与此同时,外部环境也发生深刻变化。新兴经济体的持续崛起,打破原有的力量平衡;一些地区强国开始追求更大的自主空间,不再满足于完全按照旧规则行事;技术进步让权力分布更加多元化,国家不再是唯一的主导力量;全球挑战(疫情、气候变化、能源转型)又让传统治理模式捉襟见肘。

当维持秩序的成本持续攀升,而收益不断下降时,任何理性行为体都会重新评估自己的战略选择。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原来须要精心包装的权力行为,开始变得更加直接和直白。

从“制度化权力”到“直接权力”

当执行能力跟不上宏大叙事,当国内压力让“国际主义”变得越来越不受欢迎时,这种包装就维持不下去了。于是,我们看到一些明显的变化:以前高举自由贸易大旗的国家,开始频繁使用关税壁垒和贸易限制;过去强调民主价值的国家,对盟友内部的政治异动保持沉默;曾经谴责强权政治的声音,现在自己也开始讨论军事选项;那些听起来很崇高的原则,在涉及核心利益时,常常被灵活解释或直接绕过。

单边制裁、长臂管辖、军事部署、资源控制、技术封锁,这些过去被视为不得已的例外手段,现在越来越被当成常规政治工具。这种变化让很多人感到失望,但从历史角度看,反而更接近权力政治的常态。

更深层的变化不只在行为层面,也在认知层面。过去几十年,西方世界花费巨大精力,建立一套关于“国际秩序”“全球治理”“责任大国”的叙事体系。这套叙事不仅要让盟友信服,也要让对手感到压力,更要让本国民众觉得这些付出是值得的。

但当叙事和现实能力严重脱节时,任何话语体系都会迅速贬值。当规则无法真正约束最强大的国家,当价值口号无法转化成实际行动,当一边高喊普世原则、一边频繁制造例外时,外部观察者自然会产生怀疑。人们不会一直相信那些听起来很好听,但始终落不到地上的话。

这种信任的丧失具有传染性。当主要大国的话语权威下降时,整个国际政治语言体系都会贬值。那些曾经被视为不容置疑的规范,开始被频繁挑战;那些过去须要谨慎辩护的行为,现在可以公开讨论;那些一度被认为是红线的原则,变成可以谈判的筹码。

老百姓的反应最直接也最真实。当他们发现精英阶层讲的那些大道理,无法解决实际问题,当他们看到规则只对弱者有效,当他们意识到国际责任往往意味着国内牺牲,失望和怀疑就会迅速蔓延。这种情绪不仅削弱现有秩序的合法性,也让强硬的政治选项获得更多民意支持。

所以,说帝国时代正在回归其实并不准确。更准确的描述应该是:我们刚刚经历的那段相对温和、有序的时期,才是历史长河中的例外;今天正在浮现的权力竞争、多极博弈的格局,反而更接近人类社会长期以来的常态。

这并不是说世界会回到最野蛮的丛林状态,也不是说文明进步就此终结,而是意味着我们须要用更现实的眼光看待国际关系,用更务实的思维制定政策,用更清晰的逻辑理解变化。

理解这些变化规律,对任何国家、任何决策者都至关重要。因为如果仍然用过时的“规则至上”框架去看待现实,就会在力量重新成为关键变量时措手不及;如果错误地把权力政治等同于野蛮,就会错失利用规则约束强者的机会;如果过早放弃原则,又会陷入短视的实力崇拜。

历史的车轮从来不会因为我们的喜欢或不喜欢而改变方向。重要的是,我们能否及时调整自己的认知和策略,跟上时代的步伐,而不是被甩在后面茫然无措。

作者是德国时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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