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近期因诈骗案猖獗，民间对“乱世用重典”的呼声再度高涨，尤其在新加坡于去年12月正式对电信诈骗核心成员及“钱骡”引入强制司法鞭刑后，这根带着充满现代实用主义冷峻感的藤条，再次成为台湾舆论热议的“治安神药”。
新加坡的司法鞭刑制度绝非简单的“野蛮遗存”。从法理上看，它植根于一种深刻的实用主义治理哲学。对政府来说，公共安全是行使一切权利的前提，对于那些理性评估风险、视监禁为“经营成本”的职业犯罪者，单纯的剥夺自由已不足以产生足够威慑。
鞭刑的威慑力来自高度标准化、冰冷且精确的执行过程。新加坡《刑事诉讼法》的藤条规格细节，旨在制造极致痛觉记忆的同时，将生理损伤控制在医学可控范围内。去年通过的《刑事法（杂项修正）法案》更体现这种“精准打击”的逻辑：针对数码时代的诈骗团伙，新加坡不再仅依赖监禁，而是通过物理性的身体惩戒，在潜在犯罪者的心理账户中植入一个无法转嫁、无法代付的极高成本。这种“亚洲价值观”下的羞耻感文化，构建一套“犯错必有痛觉反馈”的社会约束机制。
当前台湾部分民意对鞭刑的渴望，本质上是一场针对治安不确定性的“集体求救”。去年台湾诈骗案财物损失金额约36亿新元，民调显示，95%民众认为诈骗问题严重，近70%民众对量刑过轻表示愤慨，在这种情绪驱动下，新加坡模式被简化为一种“速效救心丸”。
然而，台湾在民主化进程中确立的框架，使得这根藤条极难落地。2009年台湾引进两项国际人权公约，明确禁止“残忍、不人道或侮辱之处遇”。在台湾的司法认知中，鞭刑被视为对人格尊严的根本性践踏。此外，新加坡“罚男不罚女”的规定若引入台湾，也将立即面临性别平等权之挑战。这种法理上的“免疫反应”，使得台湾在面对民意海啸时，陷入人权高标与治理效能之间的深度焦虑。
在台湾支持引进鞭刑的人，常引用新加坡的低犯罪率作为佐证。但深入剖析就会发现，新加坡的治安神话是近乎透明的社会治理、极高的破案确定性，以及针对银行账户和通讯凭证的“穿透式监管”。
相比之下，台湾诈骗治理的痛点在于“破案率与定罪率的非对称”。如果犯罪分子认为被抓的概率低下，刑罚再重也只是概率论中的极小值，自然无从阻遏。尽管鞭刑在台湾存在不少法理障碍，但新加坡去年立法所体现的逻辑，还是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台湾或许应考虑将民意转化为对犯罪动机的“经济剥夺”。新加坡对钱骡附加高额罚金并终身追缴，实际上是一种“制度性的鞭刑”。台湾今年全面推行的《诈骗犯罪危害防制条例》已显露这种趋势：针对高额诈骗所得500万元新台币（约20万新元）以上，判处三至10年重刑并科以最高3000万元新台币罚金。若能进一步强化“人头户”提供账户后的法律推定责任，并结合科技手段实现“金流实时拦截”，威慑力未必逊于肉体惩戒。
法治社会的尊严，在于面对最具破坏性的邪恶时，依然能坚守住不退缩的标准。
（作者是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博士候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