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度执政以来，美国不但未如他所宣称那般走向更伟大，反而陷入内部撕裂加剧、对外关系恶化的困境。究其根源，大搞部落主义政治是关键因素。反观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以其远见卓识和宽广度量，在多方面积极促进族群和谐，成功避免了部落主义的困局。这一鲜明对比，更凸显特朗普式政治路线的弊端。
部落主义原本描述的是人类早期在弱肉强食环境中，依靠血缘或地域形成群体自我保护的机制，核心是“内群体优先”，群体内成员相互庇护、共享资源，对外则高度防卫，甚至怀着敌意。在原始社会，这种模式是生存的必要手段，但若渗透到现代政治中，便衍生出一系列严重问题。
部落主义政治将身份认同绝对化，把个体价值完全绑定于所属群体，如政党、宗教或族群。严格划分“我方”与“敌方”，这种二元对立逻辑，使社会失去中间地带和理性对话空间，公共政策沦为敌我对抗或分赃政治，难以形成共同利益与价值共识。在利益分配上，部落政治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它以维护“自己人”的资源为优先，甚至不惜牺牲公共利益，同时要求非理性的忠诚，成员须绝对服从，将维护团结置于理性判断之上。
随着工业化、资讯化社会的发展，现代部落主义的“部落”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血缘或地缘，而是被新的身份符号所取代，如政党立场、意识形态、文化属性甚至消费习惯。社交媒体的演算法推送，使人们只接触与自身立场相符的资讯，进一步强化部落的封闭性与对抗性，不同部落间失去对话空间，社会公共领域退化为互相攻讦的战场。
特朗普是操弄部落政治的行家，其话语策略与施政将部落主义发挥得淋漓尽致。首先，他将身份认同绝对化，把白人蓝领、福音派基督徒、反建制者、反移民、反“左派”政治正确者，界定为“真正的、爱国的美国人”，暗示其他群体的不爱国、非正义，甚至有叛国嫌疑。他的减税政策、制造业保护政策、反堕胎与拥枪立场，都是锁定我群部落核心群体的利益。
特朗普大搞内外二元对立。对外，他高举“美国优先”大旗，将造成美国贸易逆差的国家界定为掠夺美国利益的敌人；对内，他把左派、移民、回教徒、少数族裔维权运动，视为威胁美国传统价值与国家利益的敌对力量。这种二元叙事虽凝聚了支持者，却也让美国社会裂痕更深。
特朗普主导下的利益分配具有强烈排他性。他的能源政策重启化石燃料，满足能源行业与蓝领工人的短期利益，却忽视全球气候暖化的挑战。冠病疫情期间，他因顾虑核心选民的经济利益，淡化防疫需求，导致全国公共健康蒙受巨大代价。最后，要求非理性忠诚，例如2020年大选后，他不断宣称“选举舞弊”，尽管法院认为缺乏证据，但其支持者仍坚信不疑，甚至在2021年1月6日冲击国会。他二度执政后，特赦所有国会滋扰案的罪犯，并且严惩参与调查、起诉与判决的司法人员。
这不仅反映特朗普粉丝对领袖的盲目信任，更标志着部落政治对民主制度的侵蚀。特朗普的政治之所以危险，不在于他提出的保守派政策，而在于他透过“部落化”手段分裂社会，将国家整体利益让位于特定群体的利益。
与特朗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新加坡是一个多元族群、多元文化的国家，不同族群在语言、宗教、文化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容易引发族群矛盾和冲突。然而，在李光耀的领导下，新加坡成功避免部落主义的困局，实现族群和谐与社会稳定。
李光耀具有远见卓识，深知族群和谐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他积极推动多元文化政策，尊重和保护各族群的语言、宗教和文化传统，让不同族群都能在新加坡找到归属感。例如，新加坡实行四种官方语言制度，保障各族群的语言权利；建设各族群的宗教场所，尊重各族群的宗教信仰自由。
同时，李光耀注重建立跨族群的公共价值。他强调新加坡人应超越族群界限，以国家利益为重，培养共同的国家认同感和归属感。通过教育体系的改革，将国家意识、公民责任等价值观融入学校教育，使新一代新加坡人从小就树立起“我是新加坡人”的意识。
此外，李光耀还推行公平公正的政策，确保各族群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享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在政治上，实行多党制和民主选举制度，保障各族群的政治参与权；在经济上，实施积极的产业政策和就业政策，促进各族群的经济发展和就业机会平等；在社会上，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服务设施，为各族群提供均等的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
纯从族群结构而言，新加坡原本可以成为“华人部落”凌驾其他族群部落的国家，但因远见卓识而未陷入部落化陷阱，诚属难能可贵。
要保持并扩大这一成果，首先必须巩固超越部落的政治文化，继续强调公共理性。政治讨论应以政策效果、公共利益为核心，而非以身份标签划分敌友。媒体与知识界要积极提供理性辩论的平台，引导社会避免立场对抗，坚持事实与价值的讨论为依归。
其次，必须强化制度的中立性。司法、选举、媒体监理等制度，必须摆脱政党干预，维持公正，才能避免公共资源沦为部落分赃的工具。
再者，应建立跨部落的公共价值，凝聚社会的核心价值，例如公平、正义、科学与法治，只有这些普遍价值，才是整个国家的最大公约数。此外，培养公民社会的多元对话，教育与公民运动应强调尊重差异、倾听对方，而不是单向的立场灌输。社会若能习惯与不同群体共存，就能削弱部落之间的对抗性。
政治领袖必须避免以部落动员作为主要治理手段，而应以整合社会为最高目标。这方面政治领导人负有最大责任。领袖若只图巩固自己人，就会加速社会分裂；唯有承担全民总统、全民政府的姿态，才能真正化解部落之间的对立，常保社会的族群和谐与理性的公共空间。
作者是台湾中央通讯社前董事长 资深媒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