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被视为中国民主法治代表产物的裁判文书网，在2023年文书公开量大幅下滑引发“烂尾”风波后，近期又因多份文书的法官姓名和案号变成“XXX”陷入争议，让一些中国网民感叹“你法我笑”（网络用语，指你说法治我都觉得有些好笑）。
2013年上线的中国裁判文书网，是中国各地法院的统一裁判文书公开平台，截至星期三（1月7日）已累计对外公开逾1.6亿份生效裁判文书。
中国官方曾宣传，这是全球最大的裁判文书公开网站，有助提高司法透明度，“每一份文书都将接受人民群众的检查和评论，法官就必须更加谨慎地对待每一个案件的审判”。
不过，中国媒体《南方都市报》星期二（6日）揭露，约有2万份多地法院上传至裁判文书网的文书中，审判员、法官助理和书记员等人的姓名，均被以“XXX”的形式隐名处理。
报道称，这些法官纷纷改名“XXX”的文书，在时间上集中于最近两年内，地域上则以四川、内蒙古、河北三地居多，但浙江、山东、河南、天津、北京等地法院也存在类似情形。
有中国法官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猜测，这可能是文书上传人员对隐名处理要求的理解存在偏差。
据报道，去年开始，中国最高法院多次强调隐去案件当事人信息的必要性，意在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尤其是对自然人姓名“能隐则隐”，但未曾提及需对审判组织成员的姓名进行隐名处理。
北京才良律师事务所律师曹宗文向法律自媒体“法度law”分析，裁判文书隐去姓名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法官对审理的案件没有信心，担心部分极具争议的判决在社媒上引发舆论围攻，“隐去法官姓名可能是为了保护一线法官免受网暴或不必要的干扰”。
中国最高法机关报《人民法院报》2016年就曾刊文称，裁判文书上网公开使民众对审判的监督更便捷，但也加大了裁判文书上网工作的压力；个别文书中的“低级错误”被网民挑出，经网络发酵无限放大，给法院形象造成负面影响。“从短期来看，裁判文书上网公开确实给法院和法官带来工作和心理上的双重压力。”
曹宗文则说：“好的法官对于自己的裁判文书都会视为特别珍视的作品，也有信心接受社会各界检验，隐去姓名的行为会给社会公众不够坦荡的观感，甚至会产生是否存在不公正判决的可能性，以至不敢以真面目示人，与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人员的期待有差距。”
此外，部分法院文书的案号，也被曝受到和法官姓名一样的模糊处理。多份杭州市中级法院发布的文书，案号均为“（2024）浙01民终XXX号”；北京金融法院的部分文书，案号甚至被进一步模糊为“（XXXX）京XX民终XX号”。
有法院系统人士告诉《南方都市报》，案号不属于隐名处理范畴，且并无模糊处理必要。“如果这样隐名，那案例的真实性只有发布者能保证了。”
曹宗文直言，案号是法律文书的“身份证”，隐去案号意味着公众、律师和学者无法通过官方渠道精准溯源。“这相当于把裁判文书网当成了故事会，那裁判文书公开还有什么意义呢？我去买本故事会或看小说不好吗？”
“多地裁判文书隐去法官姓名和案号”星期三很快成为中国网络热搜词条。曾任职中国最高检察院的网红律师蔡雅奇更进一步在微博爆料，“我开庭的很多案子，法官检察官全程都戴口罩”，他据此认为司法公开“就是个笑话”。
网民也纷纷质疑“如果判决公正，为什么要隐去法官的姓名和案号”；有网民用网络流行语“你法我笑”调侃；也有人无奈道：“其实不公开也行，反正都那样了。”
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琮告诉“法度law”，裁判文书网的建立完善，本是中国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进步，“但近年来裁判文书公开数量逐渐减少，多地长期不再公开案件，庭审直播等也频频受阻，使人民对庭审的了解渠道逐步缩紧。而案号、法官名字的隐去，或是司法公开退步路上的又一个坐标”。
端传媒曾报道，裁判文书上网公开、庭审直播等司法公开举措，被视为中国最高法前院长周强十年任期（2013年至2023年）内的亮点。他曾强调“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并提出“四个转变”：“变被动公开为主动公开，变内部公开为外部公开，变选择性公开为全面公开，变形式公开为实质公开”。
裁判文书网开通时，最高法明确要求生效裁判文书“全部公开”。上海正策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彭益鸿曾撰文形容，裁判文书网自此成为“全社会发掘中国式现代化变迁的富矿”：源源不断的判决书记载的“案件事实”，汇集成社会万象的“合订本”，权力寻租、基层乱政、官商勾结、司法腐败、暗网交易，无数魔鬼细节都暗藏其中。
端传媒称，中国近年有不少热点事件，是通过裁判文书网公开判决书进入公众视野的。在一些热点事件中，裁判文书网还成为民众发现社会问题的“利器”。比如在2023年江苏徐州丰县“铁链女”事件中，网民就通过搜索裁判文书，曝光了多起徐州丰县法院不支持被拐卖妇女起诉离婚的判决。
同样是在2023年，裁判文书网的文书数量大幅下降趋势引起社会关注，被怀疑“烂尾”。
人民日报社主办的《中国经济周刊》曾统计，裁判文书上网量在2020年到达峰值2338万份后，便经历了持续数年的下滑：2021年的裁判文书上网量下降29%，2022年继续下降46%，2023年再降64%。
《财经》杂志当时报道称，中国最高法2023年重新制定了绩效考核办法，裁判文书上网不再作为考核指标，“自然没人愿意去做”。另有法官称法院下发了内部通知，“裁判文书原则上不（用）必须上网了”。
2023年12月，仅对法院系统人士开放的“全国法院裁判文书库”，将在隔年1月上线运行的消息被媒体曝光，一度引起中国法学界担忧裁判文书网将被取代，质疑“司法公开有倒退趋势”。
中国最高法后来回应说，从未叫停过文书上网，也不会关停裁判文书网，还提出将加大裁判文书上网力度。随后的2024年，中国上网公布的裁判文书有969万份，同比大增92.7%。
法官姓名和案号被隐去的争议做法，或许很快会像2023年的“烂尾”风波一样，在舆论关注中被纠偏。但一个推动法治建设的社会，若总是让本该稳固的制度在来去之间摇摆，公众的信任难免会遭到难以修复的破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