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戴慕珍说，以城投公司为代表的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正在债务高企的背景下转型成投资公司，虽然在发达城市可能带来巨大回报，但中国处理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仍需长期解决方案。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星期五（11月28日）举行公开讲座，由国大东亚所吴庆瑞中国研究讲席教授戴慕珍，主讲“中国新型风险投资能否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
中国财政部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地方债务占政府债务比重高达63％，远高于中央债务所占的37％。
戴慕珍用“完美风暴”形容中国地方债台高筑的原因：三年冠病疫情使防疫开支大幅增加，几乎同一时间发生的楼市崩盘，让依赖土地财政的地方政府收入大降。
以城投企业债为代表的隐性债务，是地方债的核心痛点。隐性债务指的是地方政府在法定债务预算之外，通过城投公司等融资平台举借的债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曾测算，中国地方隐性债务总额在2023年底就已高达60万亿元人民币，占GDP的47.6％。
为遏制隐性债务，北京已要求在2027年6月前，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清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清零、城投公司退出融资平台名单，剥离政府投融资职能。
戴慕珍去年曾到中国两个沿海省份做田野调查，原本预期会听到地方融资平台关闭的讨论，却意外发现它们找到了转型风险投资的出路，在中国私人风投资本萎缩的环境下，开始为创业公司提供“耐心资本”。
她感慨：“研究中国政治经济体系这么些年，我逐渐意识到，他们堪称适应调整的大师。”
戴慕珍指出，在转型前，地方融资平台的主要任务是获取足够收入来填补财政缺口；但在转型成投资公司后，它们大多在新兴产业领域投资，可以更直接地影响每个地方的整体经济发展，成功或失败的代价也会更高。
她研判，以杭州、合肥为代表的中国大城市，可能会因此收获巨大回报。但鉴于中国地区差异大，“我真的很担心一些其他（欠发达）省份”。
戴慕珍认为，中国依然需要长期解决方案来应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重新平衡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给地方提供更多的税收收入，建立规范化和制度化的收入来源。
不过她坦言：“中央已没有太多回旋余地，中央财政收入实际上相当紧张，重新平衡在现在是非常困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