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媒央视新闻《法治在线》栏目星期天（2月8日）披露了一段山西大同订婚强奸案“关键证据”画面，显示一名男子在电梯中不顾女子挣扎，强行将她拖拽出电梯。短短几秒视频瞬间引爆互联网，让这起曾经引发舆论争议的案件，再次唤醒人们的记忆。
2023年5月，大同市阳高县一名席姓男子与吴姓女子订婚隔日，不顾女方反抗，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女方当晚报警，称自己被强暴。案件2023年12月一审时，法院判处席姓男子强奸罪成，获刑三年。这名男子不服判决，提出上诉。但二审法院在去年4月的公开宣判中，依旧判处他三年有期徒刑。
这起事件从2023年曝光开始，就因涉及婚姻契约和性自主权、性侵，以及婚姻彩礼等敏感但又无法回避的话题而备受关注。独立媒体端传媒形容，这桩案子从一开始就在中国舆论场激起剧烈对立。
一派观点支持法院判决，认为女性的意愿被违背，即使有订婚关系也构成侵害。另一方面，由于双方已经订婚、发生关系的地点在二人的婚房，以及男方已支付了10万元彩礼等细节，不断有人提出“婚姻即性义务”这一约定俗成的传统观念。
质疑法院判决者认为，两名当事人已经摆了订婚宴，甚至有了共同的婚房，相当于有了“夫妻之事”，为何不能有“夫妻之实”呢？极目新闻评论指出，也有人认为“收了彩礼就是默认可以发生性关系”，还有人发问“如何证明女方非自愿（发生关系）”。
更极端的观点认为，女方是索要钱财未果而进行诬告。《大河报》报道，吴姓女子控告男方强暴后，女方母亲曾找男方谈话并录音，指作为补偿，男方必须在房产证上加女儿的名字，并补上原定结婚支付的所剩8万8000元彩礼。但男方家属称，女方是因房产证上加名字的要求没被满足，作为报复而控告男方强暴。
虽然女方否认上述说法，但部分网民对此深信不疑，结合当时中国互联网对“捞女”（形容女性通过婚恋实现物质回报的负面标签）讨论热度升温，吴姓女子被扣上“捞女”的帽子，网络流传“骗婚”“以告强奸进行敲诈”“双方当事人为同居关系”“被害人有过婚姻史”等不实信息，令她长期承受流言蜚语。
中国对于强奸案的审理一般因保护被害人隐私而鲜少公开太多细节，但鉴于针对吴姓女子的不实传言漫天飞，该案二审审判长去年4月罕见接受官媒《人民日报》客户端访问，就上述传言辟谣。
视频引发新争议
央视星期天曝光的电梯视频，令这起案件再度受到关注。不过这次舆论风向出现转变，新的争议点浮现。
视频披露后，不少主流媒体紧接着发表评论文章。《中国妇女报》星期天发文说，视频清晰记录的肢体剧烈拉扯和女方无助、决绝的神态，是“暴力”“胁迫”“违背妇女意志”最直观、最有力的证明。
评论写道：“在这起案件中，我们看到了司法对个体身体自主权与人格尊严的坚定守护。应该明确的是，男女婚恋的核心要义，永远是‘自愿且明确的合意’，任何违背他人意志的强迫行为，都是触碰法律红线的犯罪之举。”
但质疑声音随之而来，认为视频作为“关键证据”的合理性有待商榷。有网民抓住视频中一个细节，即男女双方在电梯里的肢体冲突，是在二人发生关系“事后”。
该案案情文书也显示，女方在发生关系后情绪激动、用打火机点燃了窗帘，趁男方取水灭火时跑下楼呼救，被男方追上并将其拖入电梯带回婚房，才有了视频里的那一幕。
有部分网民因而认为，视频并不能证明二人在房内发生关系时，女方也进行了反抗，怎么能成为判定男方强奸的“关键证据”？
这类质疑指向一个根本难题，即在私密空间里发生的强奸和性侵行为，不仅被害者难以举证讨公道，被告人若是无辜，也难自证清白。
微博大V自媒体人耿向顺发文分析，过去公认强奸罪需要满足不能反抗、不知反抗、不敢反抗、暴力胁迫的条件，加以相关物证和双方口供才能定罪。如今开始注重比较模糊的“性同意”，当两人真的发生过关系，有一定生物痕迹，女方坚持自己被强奸时，即便不满足前述“三不”条件，也可能被认定为强奸。
耿向顺直言：“现在是男的怕谈恋爱结婚被告强奸，女的怕谈恋爱结婚被强奸……都人人自危”。
上述争议也凸显了这个案件的核心问题，即在“婚约即性默许”的传统观念下，牵扯到婚姻关系的强奸罪的证据难点：不公布证据，谣言漫天飞；公布证据，又引发新的质疑。什么样的证据才能令人信服？这要追溯到中国刑法对于婚姻关系内强奸定罪的灰色区域。
婚内强奸法规缺位
与1997年就明确将婚内强迫性行为纳入强奸罪的德国等欧美国家不同，在中国，“婚内强奸”相关罪名对应的法规至今留白。虽然刑法中强奸罪的主体并不排除配偶，但司法实践中对是否构成犯罪有严格认定标准。多数案件中认为，只有在婚姻“不正常存续”状态下才认定强奸罪。
法律人王瑞恩1月31日在今日头条发文指出，截至2026年1月，中国虽有在双方结婚证依然有效时作出的强奸罪判决，但无一例外，都是针对婚姻”非正常存续“的情况，也就是双方已经明确表达过离婚意愿，并处于分居、进行离婚诉讼或处于婚姻冷静期等状态。
不过王瑞恩认为，中国司法界已经在这个问题上经历了转变，从早前“婚内无奸”的主流认知，到如今具体分析婚姻状态是否正常，裁判逻辑将“自愿同意” 作为性行为合法的根本前提。
即便如此，中国仍缺乏明确婚内强奸罪的法规，导致类似案件处理标准不一、解释有争议，学界一直有声音呼吁填补这一法律缺口。
山西大同订婚强奸案去年5月入选中国法院案例库，星期天入选中国“新时代推动法治进程2025年度十大案件”。
北京安剑律师事务所周兆成律师指出，案件入选法院案例库，具有里程碑式的司法意义。该案明确否定了“订婚即默示性同意”的陈旧观念，强调即便存在婚约关系，违背妇女意志的性行为仍构成强奸罪，为司法实践确立了清晰的裁判规则。
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律师认为，大同订婚强奸案入库，在实践中起到参照作用，法院遇到类似案例需要参照适用相应的法条以及幅度，实现“同案同判”提高司法公信力。
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对“婚姻”和“性自主权”的认知正加速脱离传统观念。大同订婚强奸案的判决和随之引发的舆论热议，有助于推动类似案件的司法判例逐步形成，也为日后填补立法层面的空白提供参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