辣椒炒肉、清炒白菜。后院的鸡刚打鸣，热腾腾的菜已端上桌。
李红星洗漱完走进厨房，盛了一大碗饭，转身对记者说：“你看我快50岁的人了，我妈还把我当小孩。”
48岁的李红星与父母同住，至今未婚。独自吃过早饭，天刚大亮，他就要赶往村附近的工厂上班。
收拾碗筷时，他小声说：“母亲快满80岁，这样的早饭，不晓得我还能吃几年。”
在湖北中西部的农村，像李红星这样的单身汉并不少见。他们有的年近50岁，有的刚过30岁，但都因经济条件、工作状况等原因未能成家，成为中国庞大“光棍”群体中的一员。
学界认为农村光棍人数达3000万
中国学者曾估算，2014年中国农村光棍数量大约为2000万。10年过去，虽然缺少官方统计，但学术界普遍认为，数字已升至3000万。处于中国婚姻市场最底层的农村男性，如今面临的结婚难题比10年前更严峻。
过去一个月，《联合早报》先后采访了湖北、江苏农村六名单身男性，包括一名“70后”、三名“80后”和两名“90后”。谈到结婚最大的阻碍，他们的回答几乎一致：没钱。
老廖（40岁）2000年初谈过一个湖北同村的女友，女方答应结婚，但家里提出要15万元的彩礼。当时老廖做厨师，月薪不过几百元，根本负担不起，婚事只能作罢。
熊孝红倒是赚过钱。20多年前，他与人合伙经营桑拿洗浴，一度月入两三万元。但他后来染上赌瘾，赔光了积蓄，还因涉毒入狱。
如今熊孝红42岁了，除了父母留下在湖北农村的老屋，什么也没剩下。经历过大起大落，他又回到建筑工地日晒雨淋，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了10岁。
说起结婚，他长叹一口气：“我们80年代的人，还是爱情多一点；不像现在，什么都只看钱。”
“90后”小伙易春雷对结婚要花钱这件事，心里早就有数。几年前遇到一个合适的女孩，他出手大方，没见几面就送了4000多元的金镯子，后来还帮她还了十几万元的信用卡欠款。
他本以为这样的投入能换来一桩婚事，没想到女孩又拿出一笔更大的账单。由于之前的十几万都是借来的，易春雷不敢再往里投，只好选择分手。之后，他和父亲在工地打了一年多零工，才将欠债窟窿填上。
没谈过几段恋爱的易春雷，受访时难掩无奈，说自己被“搞怕了”。可他的想法却一点没变：30多岁还没结婚的女生，“基本上只认钱”“就是要用钱砸”。
教育程度低影响找工作 农村青年缺少婚姻资本
农村青年缺少婚姻资本的背后，一个关键原因是普遍教育程度不高。进入社会后，他们在不同岗位间频繁跳动，职业规划几乎无从谈起。
易春雷从湖北一所中专毕业后，16岁从电焊工做起。过去10多年，他做过网管、服务员、协警、房产中介，学过修车、塔吊，也跑过网约车、送过外卖，辗转温州、银川、武汉多地，甚至还当过“北漂”。
但这些工作他都没能做久。电焊工做了一个月，“大热天40多度烧电焊，还没实习工资，哪遭得住啊”；协警做了一年多，“虽说每天骑摩托蛮舒服，但一个月3000多块，就是混个养老”；外卖送了几天，“天太冷，风吹得人顶不住”……
另一名“90后”小庄，则是中专毕业后去了大城市。他进过工厂、做过服务员、送过外卖。漂泊一圈后，今年4月回到湖北农村，在村附近的镇上做设备维护，月薪不到4000元。
小庄身形结实，长相也端正。在工厂时，有同事给他介绍过一个腿部残疾的姑娘。“我都接受人家了，她一个残疾人都看不上我。”说到这段经历，他语气仍忿忿不平。
江苏的老李初中没毕业就出门打工，在工地上做到26岁，之后跑了10多年三轮车，目前在附近县城跑“黑车”。往年每月还能赚几千元，但今年“生意特别差”。
遇到合适的女性，老李偶尔也上前“跟人说几句”。不过，今年45岁的他至今未谈过女朋友。“说出去很丢人的……以前怕人家说什么打击我，现在无所谓了。”
中国著名人口学者、现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妇产科高级研究员的易富贤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指出，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光棍现象，但在1980年代独生子女政策实施后，这一问题逐渐演变为“光棍危机”。
易富贤著有《大国空巢》，他长期追踪中国各地的光棍数据，精确到县市。他说，2000年以后，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升至100:120，相当于每出生100名女孩，就有120名男孩出生。在江西、安徽、福建等地，这一比例甚至高达100:160，是光棍重灾区。
学者：男人数量多于女人 农村男性被挤出婚恋市场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社会学副教授占少华常年研究中国农村问题。他在受访时也指出，中国的光棍问题近15年不断加剧，未来可能会更严重。
占少华说，农村剩男现状的形成，既有个人层面的教育程度、工作状况、性格等因素，也与社会宏观因素和结构性问题密切相关。一方面，性别比失衡意味着，即使所有中国女性都结婚，也会有一部分男性找不到对象。
另一方面，婚姻市场长期存在“梯度模式”，也对农村男性产生“挤出效应”。他解释说，女性通常会找社会经济地位高于自己梯度的男性，以实现向上流动；而处于婚恋市场最底层的农村男性，则在这个过程中被挤出，成为单身汉。
“再加上性别比失调，这种挤出效应被进一步放大，导致农村大龄未婚男性越来越多。”
从国家发展模式来看，占少华指出，中国城乡差距持续存在，工作机会和资源集中在城市，农村人口要赚钱就必须到城市工作。而在城市结婚安家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拥有住房，这对低收入的农村群体来说，“压力是非常大的”。
此外，高额的彩礼、城里的生活成本、子女教育开支等也都是沉重的负担。他说：“许多农村老人还要继续打工赚取现金收入，为的就是让儿子顺利结上婚。”
择偶希望落空 索性选择“躺平”
在婚恋市场反复受挫后，不少农村单身男性索性“躺平”，不再主动寻找对象；有的则转向自我安慰，与单身生活达成“和解”。
45岁的老李放弃找老婆后，对其他事情也没了兴趣。问他平时关心什么，他想都没想便说：“没什么关心的，就关心我下一顿能不能吃饱。”
有些时候，他也把自己和已婚同龄人作比较。“我跟结过婚的人没法比，但结过婚的人跟我也没法比。我活着，开心就行了。”
老廖五年前掏空积蓄，在村附近的城里贷款买了一套99平米的商品房。装修时，他特意在三间卧室都配了床，“万一碰到合适的，还能当婚房”。
他坐在沙发上接受采访，望着空荡荡的客厅，下一句话又泄了气，说自己对结婚完全放弃了。“一个人过蛮舒服。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至于老了怎么办，老廖并不指望吃得多好、住得多好。“国家肯定不会把我饿死……五保户一个月总还有几斤米吧？”
“五保”制度是中国自1950年代起实行的社会救助制度，由国家为无劳动能力、无收入来源、无子女赡养的农村老人提供保障，五保包括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
占少华受访时指出，中国当前这批未婚农村男性，未来很可能被纳入“五保户”支持范围。但他也提醒，1970年代至今，中国五保户的占比仅有3%到3.5%。若一大批单身群体被纳入，将明显超出现有保障范围，对国家财政构成较大负担。
学者：影响治安管理 也抑制消费拖累内需
易富贤则认为，光棍危机对国家造成的冲击远不止于此。他指出，已婚男性须要承担养家责任，劳动参与率和积极性都很高，但单身男性只须要养活自己，缺乏持续奋斗的动力。
此外，大量单身群体也对社会治安管理、社会信用体系带来挑战。当前中国经济内需不足的问题，一定程度上也与光棍危机有关。许多男孩家庭为了娶媳妇、买婚房存钱，既抑制了消费，也推高了房价。
至于光棍危机如何缓解，易富贤坦言，目前并无有效的解决方案。“几十年的顽疾，不可能靠一副中药就能治疗。缺几千万女孩，也不可能凭空产生。”
占少华也认为，短期内有效的应对措施相对较少。一个可能的方向，是降低城市生活和教育成本，让更多人能在城市中留下来；同时，城乡人口流动加快也增加了婚恋难度。若能由官方提供一些相对正规、费用较低的婚恋平台，也能缓解部分人择偶困境。
不过，他强调，由于性别失衡的问题仍然存在，任何措施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他说：“发展还是要相对均衡一些，不能只重视大城市的发展，也要将资源投入到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只有城乡差别缩小了，人们在婚姻选择上的落差才不会那么大。”
建房还贷小半辈子 才站上婚姻起跑线
中国农村男性结婚遇到的障碍多种多样，可能超过城里人的想象。李红星清楚记得，2025年8月9号，他终于还清了最后一笔车贷。
从2022年到2025年，他花了三年还清5万5900元贷款，成了村里最晚买上车的那批人。
在此之前，他用了将近30年，才把爷爷留下的土坯房推倒，盖起一座水泥房，并还清所有欠款。
在中国农村，盖新房通常是结婚的“标配”。李红星这栋在村里毫不起眼的一层平房，是他耗费小半辈子才勉强站上的婚姻起跑线。
1993年初中毕业后，李红星和父亲四处“拉账”，开始了建房工程。之后的20年，房子修修补补，2017年又经过重新装修。所有的欠款，直到2021年才彻底还清。
建房的这些年，李红星一边在家种田、在镇上卖些农副产品，一边到附近工厂打零工。厂子换来换去，“没搞一个正事”，却因为常年泡在水田里，落下了风湿病根。
坐在自己一手建起的厨房里，李红星边吃饭边说：“对于农村底层的人来说，图人生真的蛮不容易……没家底，父母不努力，孩子就要努力。你说是不是？”
有房有车后，李红星试着谈过两段感情。对方都是40多岁的农村女性，但认识不到一个月，就开口要他买金首饰。
说到这里，李红星停了下来。低头扒了口饭，抬头问记者：“你看看这几年黄金是什么价？”
自那以后，他得出一个结论：“没有钱，最好碰都不要碰感情。”
虽然心里仍想找个伴，但李红星说，眼下更要紧的是自己有事做，把家里两位老人照顾好，“一家人有吃有喝就行了”。
采访那天清晨，李红星的母亲做完饭，就回到另一间屋子休息。
采访结束后，她拿出二三十个鸡蛋，装在塑料袋里塞给记者，让人怎么推也推不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