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奖是华人设立的最重要国际奖项，其中的汉学奖则是世界汉学界瞩目的风向标。2026年唐奖汉学奖授予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创院院长葛兆光，不仅是对这位当代杰出思想史家个人成就的莫大肯定，也是对近年来汉学研究方向最前沿拓展的重要确认。唐奖汉学奖自设立以来，得主包括余英时、王赓武等国际超一流学者，葛先生成为首位获奖的中国本土学者，已然成为当代汉学界最重要的荣誉。
在数十年的研究生涯中，葛先生实现数次重大的学术转型，并且越转越加恢宏成熟。他早期以古典文献学为基础，打下坚实的文本与语言分析能力；此后他转向中古时期的佛道教研究，在此二领域中都有经典著作问世，也奠定他在宗教思想史上的杰出地位。此后，他又进一步将视野扩展为系统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三卷本巨著《中国思想史》成为扛鼎之作。他并未停步，再次拓展研究视域，开始关注跨文明交流与比较研究，提出“何为中国”等重要命题。他的学术特点是兼顾宏观史与精细的文本解读，更注重跨学科视野与国际对话；因广阔的视野、尖锐的问题意识，极大地丰富并重塑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方法与议题，更对学界与公共知识界有着深远且持久的影响力。
葛先生近些年来重要的贡献之一，在于突破传统民族国家框架和封闭的文明观，将“中国”重新放回到东亚乃至欧亚历史脉络中加以理解。事实上，葛先生的学术生涯也似乎总有一条暗线，即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理解中华文明的演进。早年的《中国思想史》，他就重新梳理中国传统知识与信仰世界；其后的《宅兹中国》《想象异域》等著作，则进一步挑战长期以来将中国视为孤立文明主体的叙事模式，强调中国历史是在与周边世界不断交流、碰撞与互动中形成的。
佛教传入中国带来世界观冲击
葛先生也特别强调应“将中国放进世界”，认为汉学研究应同日本学、印度学、中亚学乃至全球史研究展开对话，而非停留在自我循环的知识体系之中。如果从这一角度回望中国史，佛教传入中国所带来的世界观冲击，恰为极佳的例证。
先秦以来，中国形成以“天下”为核心的世界秩序观。无论是“五服”世界体系还是华夷之辨，基本逻辑都是以中原为世界文明的中心，其他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皆为边缘与次等。然而，佛教传入后，却带来另一套完全不同的世界图景。在佛教经典中，佛陀诞生与成道之地——中印度，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梵语：Madhyade?a）；汉地反而成为次要的“边地”。
对于中古时期的中国佛教徒而言，这无疑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震荡。中国第一次通过一种具有系统性的世界宗教意识到：世界并不都以中国为中心！像玄奘法师在《大唐西域记》中所呈现的世界观，正是这种冲击的典型体现。在他的叙述中，中国固然拥有礼乐文明，但印度则拥有更高层次的解脱智慧；二者并非中心与边缘的关系，而是各有所长的文明共同体。换言之，佛教第一次让中国知识阶层开始从外部视角审视自己。这一变化的重要意义，至今仍未得到充分认识。中古时期，大量中国僧侣前往中亚、印度求法，使中国逐渐进入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文明网络之中。无论法显还是玄奘等西行求法僧，他们实际上都在不断打破传统华夷秩序所构筑的精神边界。
然而，历史的发展并非线性。南宋以降，随着印度佛教式微，以及理学逐渐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佛教所带来的开放性世界观开始被边缘化。传统华夷观再次占据主导位置。虽然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贸易往来并未停止，但在思想层面，却再次倾向于将自身视为世界文明的唯一中心。明清时期“天朝上国”的观念，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一回归的体现。直到近代，大航海时代与欧洲殖民扩张所塑造的全球秩序冲击东亚，中国才再次被迫面对一个事实：自己只是世界的一部分，而非世界本身。
因此，葛先生研究的意义，或许并不仅仅在于重新定义“中国”，而在于提醒我们：中国历史从来不是一个封闭、自足的故事。无论佛教东传、丝绸之路、蒙元帝国、海上贸易，还是近代全球化，中国始终是在与外部世界的持续互动中重塑自身。今天，当民族主义重新在世界各地抬头之际，葛先生获得唐奖汉学奖，恰恰具有某种象征意义。真正成熟的文明，不在于不断证明自己是世界中心，而在于有能力把自己放进世界之中，并在与他者的对话中，重新认识自己。这或许正是葛兆光留给当代汉学最重要的启示。
作者是文史爱好者、宗教研究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