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总统李在明高调访华，一个细节引起外界高度关注：多名韩国重量级企业掌门人，与李在明同行。
其中，韩国四大财阀掌门人最受瞩目。他们分别是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SK集团会长崔泰源、现代汽车集团会长郑义宣，以及LG集团会长具光谟。
韩国经济长期由几大家族控制的企业集团主导，这些企业不仅掌握庞大资源，巨大的影响力也渗透韩国的方方面面。这些企业集团在韩国因此被统称为财阀。据《韩国时报》报道，2024年10月公布的数据显示，在2023年，三星、SK、现代汽车和LG四大财阀合计贡献了韩国超过40%的国内生产总值。
上述四大财阀所涉行业，都是韩国最具优势的领域，包括电子、半导体和汽车等。在中美博弈加剧、全球供应链持续重组的背景下，这四大财阀掌门人与总统随行出访的安排，很耐人寻味。
韩国长期流传着一句话，“韩国人的一生无法避免三件事：死亡、税收和三星”。这个略带夸张的说法，常被用来形容三星在韩国经济与社会中的分量。作为韩国规模最大的企业集团，三星不仅在半导体、电子等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经营动向也被视为韩国经济的风向标。
与此同时，其海外布局，也折射出韩国经济的外部依赖方向。
中国三星首席副总裁张代君去年11月接受《人民日报》访问时说，目前三星在中国共设有13个研发中心，聚焦人工智能（AI）、6G、动力电池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研发。“在中国的研发中心，正持续为三星全球产品提供核心技术支撑。”
据路透社报道，作为全球最大的存储晶片制造商，三星将中国视为主要生产基地之一，尤其是在传统内存晶片领域。
与三星相似，SK在韩国经济结构中同样占据重要位置，旗下的SK海力士是全球第二大存储晶片制造商，在韩国出口和半导体产业中占据关键位置。
对SK而言，中国的重要性，似乎更多体现在产业链和长期布局层面。除了半导体制造，SK近年来也通过资本方式加深在华参与。据彭博社2024年8月报道，由SK和北京君联资本共同成立的私募股权公司SL Capital，与无锡市政府旗下国企签署协议，共同设立一只规模为10亿元人民币的基金。SL Capital已投资多家中国半导体企业，其中包括AI晶片制造商黑芝麻智能。
相比半导体企业，现代汽车集团在中国市场的处境较为尴尬。据《朝鲜日报》中文网去年7月报道，市场份额一度超过10%的现代汽车和起亚，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如今已跌破1%。起亚和现代汽车是两个同属于现代汽车集团的品牌。
报道还称，现代汽车集团目前的思路是：在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市场，哪怕只提高1%的市场份额，也比在第三市场追加投资更有效。现代汽车集团是全球最大的汽车集团之一。
这并不意味着现代重新看好中国市场前景，而更多反映出，在全球最大的单一汽车市场面前，即便处于低谷，完全退出的成本仍然过高。
LG集团的对华策略，则体现出复杂考量。韩国《亚洲日报》去年5月报道，随着中国本土品牌市场影响力持续增强，外资品牌的市场拓展空间日益受限。为此，LG电子已将位于广州的LCD工厂出售给TCL科技集团旗下华星光电，旨在降低对中国市场依赖度、转而推进多元化战略。
报道引述业界相关人士说：“中国市场具有独特的本土化特征，消费者对国产品牌的忠诚度持续攀升，这为外资企业带来了巨大挑战。虽然市场规模庞大，但商业环境已发生根本性变化，促使越来越多国际企业调整战略重心。”
不过，路透社去年11月报道，中国石化与LG化学签署协议，将共同开发钠离子电池材料。
这凸显出LG在对华策略上的双重取向：一方面收缩对单一市场的直接暴露，降低经营风险；另一方面在新能源等具备长期潜力的领域，仍通过合作方式保留参与空间。
韩财阀与政府携手对抗美关税
从历史经验看，韩国财阀与政府在对外经济议题上的协同行动，并非首次出现在外交舞台上。
以去年韩美达成关税协议为例，《韩国先驱报》报道称，外界关注这些韩国商业巨头在幕后所扮演的角色，并称他们在谈判的关键最后几天里，充当了事实上的特使（de facto special envoys）。
报道提到，李在镕、郑义宣以及韩华集团副会长金东官都高调访美，为首尔推动降低韩国出口产品关税的外交努力提供企业层面的支持，重点涉及汽车、半导体和造船等行业。韩华集团是韩国十大财团之一，业务包含航空航天、能源材料等。
报道也形容，他们的访美为韩国的经济外交形成了一个协调一致的公私阵线，并引述首尔总统府政策室长金容范说：“私营企业在美国拥有广泛的人脉网络，在这次谈判中，它们从商业角度协助传达了谈判的重要性。”
此前，《纽约时报》中文网2023年12月一篇报道提到，虽然近几十年来，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密切关系有所减少，但政治领导人仍然经常向企业寻求支持或建议。
这意味着，在韩国的对外经济外交中，财阀并非只是被动承受结果的一方，而是经常被请到台前，参与关键阶段的沟通与协调。
在这背景下，这些财阀掌门人出现在总统的对外访团中，就不难理解了。
规格明显提高
此次的访华之行，四大财阀掌门人等200多名韩国企业家组成的经济代表团随行，更可视为一场务实而审慎的经济外交布局。
时任韩国总统文在寅2019年12月访华时也曾携带过经贸代表团，当时的规模约为100人左右，其中包括三星电子副会长尹富根、现代汽车社长孔泳云等。显然，此次代表团规格明显高出不少。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朝鲜半岛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朝鲜半岛研究会副会长詹德斌去年12月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曾说：“韩国应该是把能拿得出手的牌都会带上。”
如今看来，詹德斌的预估并没有错。他还说，与2019年相比，当前中韩产业力量对比已发生巨大变化。除半导体等领域韩国仍具优势外，韩国在其他许多产业方面被中国超越。
他进一步称，韩国亟须赴华寻找新的合作伙伴，特别是在未来产业中挖掘合作机遇。
红星新闻也刊登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教授李冬新的文章称，韩国作为出口导向型经济体，面临外部市场需求疲软、国内产业竞争压力上升等多重挑战。中国连续21年保持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2024年双边贸易额逆势增长5.6%，体现出两国经济的强互补性与韧性。
同时，韩国政府换届后对华政策趋于务实，将修复对华合作视为经济复苏的关键路径。
文章也说，此次访问安排在中日关系波动的背景下，凸显出韩国在区域经济合作中的敏锐嗅觉与战略主动。
第一财经则引述首尔科学综合研究生院大学主任教授黄菲分析，当前中韩经贸关系面临的最大风险，并非竞争本身，而是因误判或政策突变导致的非理性脱钩，“因此，通过高层沟通，明确双方在半导体、新能源、核心材料等敏感领域的政策底线，有助于为企业提供最低限度的稳定预期，防止投资与供应链决策陷入长期观望。”
黄菲还认为，李在明此访更积极的意义在于展示韩国对自身战略角色的再定位，“若能在安全同盟与经济合作之间形成更清晰、稳定的叙事，韩国将有机会继续扮演技术桥梁和规则接口的角色，而非被动承受大国博弈的外溢成本”。
在中美竞争加剧、区域经贸格局持续变化的当下，韩国选择由总统率队、财阀随行访华，既是一次务实的经贸沟通，也折射出这个高度依赖外向型经济的国家，在大国博弈之间所作出的现实权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