睽违10年，国共领导人重启会谈，北京强调“中华民族”“历史共享”“文化连结”与“两岸一家亲”等软性课题，减少强硬表述。但在对台立场难以松动的背景下，表面看来较柔和的论述，其实是以民族与历史语言重新包装对台叙事，把台湾问题再次拉回北京主导的框架。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和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星期五（4月10日）在北京举行会谈，双方都将这场时隔10年的国共两党现任领导人会面，定调为攸关两党关系与两岸关系发展的重要互动。
习近平在开场白中，以“中华民族”与共同历史、共同文化为主轴，并把论述落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维护台海和平、扩大交流融合与推进民族复兴等方向。
郑丽文则以“和平”为核心呼应，主张在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进一步建构具制度性、可持续性的对话合作机制，并把两岸和平与“振兴中华”、世界和平及人类进步连结起来，使“习郑会”呈现出“民族连结”与“和平发展”交错并进的叙事主轴。
北京这次明显收起部分更具政治与法律张力的对台表述，转而以民族叙事为主。这与习近平2024年同台湾前总统马英九举行“习马二会”时的叙事方式，如出一辙。
对此，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王信贤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分析，习近平这次公开谈话的主轴是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两岸一家亲、两岸交流与两岸和平，且在政治定位上主要呈现“谈九二、不谈一中”的特征，也未搬出近年来在对台论述上具更大张力的完整配套语言，显示北京在维持立场的同时，也顾及台湾内部政治效应。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祁冬涛受访时也指出，习近平此番讲话最鲜明之处，在于把重心放在两岸历史共享、民族共享与文化共享，而非急着谈制度安排。这反映出北京对两岸关系与台湾问题仍具相当自信，认为主导权在己，可以先从历史、文化与认同层面处理“人心问题”，而不是急于推进具体制度设计。
民族论述非柔性铺陈
不过，民族论述并非单纯柔性铺陈。祁冬涛指出，习近平提到“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其实是在回应赖清德“台湾已经独立，不必再宣布独立”的说法。北京的逻辑始终是，中国本来就是一个统一国家，台湾问题不是主权已定后的两岸分治，而是“完全统一”尚未完成。
换句话说，建立在民族叙事上的话语看似放软，实际上仍在重申北京对两岸法理关系的基本定义。而这番说法也引发台湾执政的民进党关切。
台湾政府先是由大陆委员会在习郑会当天傍晚召开临时记者会，强烈批评国共两党相互呼应所谓“民族复兴统一”“两岸同属一中”的对台统战本质。
台湾府发言人郭雅慧随后在当晚发布声明，指习郑会的本质是将台湾从世界舞台抽离，放入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一中框架”，“锁进共产中国‘百年建国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议程里”。
台湾国安局外围智库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执行长董立文，星期六（11日）在一场座谈会上进一步指，与2005年时任国共两党领导人胡锦涛和连战的会谈相比，相关民族叙事如今已不是单纯的认同召唤，而是带有法律拘束与压迫意味。
他说，中国大陆3月才通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已对“中华民族”相关概念作出具体定义与规范，“你不遵守的话，你会被制裁、会被法办的”。
对于北京这次为何没有明确提出关于统一的叙述，淡江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张五岳受访时分析，北京不可能放弃统一，但在与郑丽文会面时，没有把“为国家谋统一”或“和平统一”等字眼放在最前面，显示考量到台湾民意感受、郑丽文返台后的处境，以及不愿让“和平”主轴立刻被统一议题掩盖。
不过，郑丽文在会面时特别提出，期待国共共同推动两岸和平的制度化，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两岸应进一步筹划与建构具制度性与可持续性的对话与合作机制，“使两岸和平发展走向不可逆转，从根本上消除所有的冲突诱因”。
在习郑会后的记者会上，郑丽文被追问双方是否以“统一”为共同目标时说，不管是台湾或是大陆应该进一步扩大双方已有成就，造福两岸与全社会人类。 “我们希望巩固、奠定和平稳定关系，在这上面一件一件事情做，一步一步稳定地走。”
对此，台湾陆委会也发声明批评国共政治基础“就是要消灭中华民国”，框架就是“两制台湾方案”，台湾政府绝不接受。
但王信贤认为，在野党主席并不掌握公权力，郑丽文所提“具制度性与可持续性的对话与合作机制”，应理解为恢复两岸或国共互动平台，不宜直接解读为推进“两制台湾方案”。
张五岳也指出，真正涉及制度化、可落地的事项，最终仍须回到公权力与执政方配合。
郑丽文转译北京叙事
然而，仔细对照习郑两人的发言可以发现，在双方叙事脉络下，郑丽文的角色不只是赴陆交流的台湾在野党主席，也在承接并转译北京的民族与和平叙事。
祁冬涛指出，郑丽文的发言与习近平高度吻合，同样强调民族、民族复兴与和平的重要性，并把九二共识、反台独提高到国际动荡与世界和平的高度。
受访学者也指出，尽管北京语言放软，不代表对台施压会同步退场。张五岳直言，北京强调和平，并不代表会在军机绕台、世卫大会参与、对台军售反应等问题上做出结构性改变。
换言之，北京完全可能一方面以民族、文化与和平塑造较柔和氛围，另一方面维持既有军事与外交压力。
学者也认为，此次习郑会的影响超越两岸问题。张五岳与王信贤都指出，这场会面与北京在习特会前对外布局高度连动：一方面对台释放和平讯号，另一方面也向美国、日本等外部力量重申，两岸问题应由“中国人自己”处理。
总的来说，北京这次把民族、历史、文化与和平推到台前，看似放软，实则并未退让，而是更有节奏地推进：避开台湾选前最易引发反弹的高张力字眼，却未放掉对台湾地位、两岸关系性质与统一路径的基本定义；看似怀柔的民族叙事，承载的仍是北京强势的对台主权宣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