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4月26日，位于乌克兰北部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按预定计划关闭4号核反应堆，进行发电机能力测试。
不料，反应堆在七秒后突然爆炸，强大的冲击力把重达1000吨、约相当于三架747客机总重量的反应堆钢盖炸飞，并向大气释放近520种危险的放射性核素。
灾难所释放出的总辐射量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广岛原子弹爆炸的400倍，核污染扩散至苏联大部分地区。
根据官方报告，白罗斯、俄罗斯和乌克兰近840万人受到核辐射影响，三国受污染土地面积约为15万5000平方公里，超过210个新加坡之大。
据官方公布并被国际社会普遍引用的数据，切尔诺贝利事故直接造成31人死亡；至于辐射长期影响所导致的死亡人数，估计从数千至数万不等，准确数字至今仍存在争议。
此外，近40万4000人被迫迁离，但仍有数百万人继续生活在残余核辐射可能带来不利影响的地区。
灾后全球核能工业痛定思痛 从设计到通报机制全面改革
事故发生后，反应堆被钢筋混凝土“石棺”紧急封闭，以阻止辐射继续外泄，但没几年就被认定存在坍塌风险。
更大型的防护罩（New Safe Confinement）工程2010年启动，2016年完工。新结构设计寿命约100年，可利用远程设备在防护之下安全拆除反应堆。
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RSIS）高级研究员周儿彬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切尔诺贝利事故后，全球核能工业进行了多项重要改革，其中之一就是反应堆设计理念的根本调整。
他指出，目前运行中的常规反应堆大多采用“负空泡系数”（negative void coefficient）设计。这意味着随着温度升高，反应堆功率的上升会自动受到抑制。
“这是反应堆设计中内嵌的安全特性，有助于提升核反应堆运行的稳定性。”
此外，所有反应堆都被要求配备安全壳作为最后一道防线，即使压力容器受损，放射性物质仍可被限制在安全壳内，不会直接释放到大气中。
切尔诺贝利事故后，当时的苏联政府一度试图隐瞒真相，导致受影响的周边国家未能及时获知详情，国际社会也无法及时提供援助。
为避免重蹈覆辙，国际原子能机构推动通过两项关键公约：《核事故早期通报公约》和《核事故或放射性紧急情况援助公约》。
周儿彬说：“这两项公约加强了核事故发生时的应急准备机制和相关规范。”
然而，这些改进主要是为“非战争的事故情境”而设计，并未真正触及战时核风险的问题。
4月14日，距离切尔诺贝利核事故40周年纪念日不到两周之际，绿色和平组织发布一份措辞严厉的报告，直指俄罗斯在俄乌战事中发动的无人机袭击，正使切尔诺贝利4号反应堆的封控系统面临失控风险。
美国忧思科学家联盟（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核能安全主任莱曼（Edwin S. Lyman）告诉《联合早报》，切尔诺贝利灾难的成因，从来不只是反应堆本身的技术缺陷，它还暴露了监管失效、管理不善、重产量轻安全的文化、缺乏应对严重事故的有效机制，以及信息高度封闭等一整套系统性问题。
他说：“遗憾的是，对这些因素的认识与反思，并未对全球核安全文化产生显著影响，因为其他国家通常把所有责任推给苏联，错误地以为自己不会遭遇类似问题。”
他以2011年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的三座反应堆熔毁为例指出，这正是自满心态的后果。
“美国和其他地区为了降低运营成本和推动新建反应堆，不顾一切地削弱核电安全标准和监管力度，这恰恰说明他们并未吸取切尔诺贝利的教训。”
战火波及核电站的风险，并不限于乌克兰。伊朗布什尔（Bushehr）核电站周边地区也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后多次遭袭击。
周儿彬指出，美国和以色列目前打击的目标集中在伊朗核研究中心和铀浓缩设施，并未直接攻击布什尔核电站。“如果核电站遭到打击，后果可能极其严重，其放射性泄漏甚至可能超过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影响。”
国际法有明文禁令 战场却无“刹车制动”
《日内瓦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明确规定，核电站在武装冲突中享有特别保护地位，交战方不得攻击核电站，也不得利用核电站为军事行动提供掩护。攻击核电站属战争罪以及反人类罪。
然而，这套规则的执行几乎完全依赖交战方的自我克制，并无真正有效的强制机制。国际原子能机构虽能派遣专家组监测辐射和协调技术支持，却无法阻止炮弹和无人机在战场上波及核设施。
英国格林威治大学能源政策名誉教授托马斯（Stephen Thomas）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还点出另一层隐忧：“如果观察本世纪新建的核电站，和过去相比有更多的反应堆选址在潜在的冲突地区，如伊朗、埃及、俄罗斯、土耳其、孟加拉，或许还有中国。”
他指出，从宣布核项目到首次发电需要约20年，而一座核电站从建设、运营到退役的全周期，可能长达150年。“在这么长的时间跨度里，几乎没有任何地点可以完全排除将来成为潜在冲突地区的可能性。”
要如何防止核电站沦为战场上的高危目标？周儿彬指出，所有核电站都设有安全壳作为最后一道防线。
“在美国，这类安全壳的设计标准甚至可以承受飞机撞击。然而，没有任何安全壳能够抵御导弹的直接命中。对核电站而言，最佳的防护方式是把它建在地下，这样既能最大程度抵御军事打击，也能防范地震等自然灾害。”
莱曼则认为，加强核电站防护以抵御军事攻击的成本极其高昂。“应对这一威胁的唯一可行途径是国际社会形成共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对核设施及其关键支撑基础设施发动军事打击。”
核能面临挑战背景下 可再生能源视为新出路？
核电站在俄乌和中东战事中暴露出前所未有的安全风险，但战争引发的能源危机，却同时迫使各国加快能源转型，并重新评估核能这一曾被疏远的选项。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近日直言，欧洲过去远离核能这一“可靠、可负担且低碳”的电力来源是战略错误。
她宣布，欧盟将提供2亿欧元担保，促进对创新核技术的投资，尤其是小型模块化反应堆（Small Modular Reactor）的研发，希望在2030年代初让新技术在欧洲投入商业运营。
经历2011年三一一福岛核事故的日本，也在2025年2月通过的第七次能源战略计划中设定目标：到2040年，核电将提供全国约20%的电力。
然而，这一目标与现实仍存在明显落差。福岛事故前，日本54座反应堆曾贡献约三成电力，如今只有15座机组恢复运行，核电占比也只回升至8.3%，显示日本社会对核风险的疑虑依然存在。
成本仅为欧美五分之一 中国核电版图急速扩张
与日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加速推进。得益于国家融资和本土供应链的支持，中国正以每年最多10座机组的速度扩张核电版图，单位建设成本甚至低至欧美的五分之一。
官方数据显示，中国各地已有62座反应堆在运营、39座在建、11座已获批，总装机容量约125吉瓦（gigawatt），在建规模占全球一半以上。按目前趋势发展，中国有望在2030年代初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核电生产国。
与此同时，数据中心与人工智能发展带动电力需求，也使区域能源压力迅速攀升。国际能源署预计，到2035年，东南亚将占全球能源需求增长的四分之一，主要来自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越南和菲律宾等国已有的2000多个数据中心。
这些国家如今正积极思考和推动核能选项。新加坡今年3月刚与日本签署合作框架，加强双方在民用核能等低碳能源领域的合作。
越南将在俄罗斯支持下建设两座核电站，印尼则计划在2034年前建成两座小型模块化反应堆。泰国已定下到2037年新增600兆瓦核电装机的目标，菲律宾也制定2032年核电路线图，准备重启搁置数十年的核电项目。
核能前景取决于社会对核技术接受度
不过，这场“核能复兴”是否有足够现实基础，受访学者看法不一。南大的周儿彬认为，各国是出于能源安全考量而考虑转向核能，因为这是目前唯一能够大规模替代化石能源的选项。
忧思科学家联盟的莱曼则持不同观点。他认为，当前对核电的热情，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对新建核电站投产速度和成本的过度乐观预期之上。“这种热情更多是由反应堆开发商和产业支持者推动，而非来自终端消费者。事实上，新建核电站仍是成本最高的电力来源之一。”
格林威治大学的托马斯也持类似看法。他指出，核工业界对项目成本、工期及反应堆性能的预测，已多次被证明过于乐观。“现实是，相当一部分已宣布的项目最终并未建成，而那些落实的项目，从宣布到首次发电往往需要20年甚至更久。在这种情况下，指望核电来实现气候变化目标和保障电力安全，似乎是不切实际的。”
安全问题是另一争议焦点。周儿彬指出，从工程角度看，核电站的安全性已内嵌于反应堆的设计之中。“在数十年的核电运行史上，仅发生过两起特大事故——切尔诺贝利和福岛。每一次事故后，我们都从中吸取教训，改进核电站的安全设计和运行规范。 ”
核废料与核扩散 长期处置仍无解
周儿彬说：“归根结底，核能前景取决于社会对核技术风险的接受程度，要提高这种接受度，公众教育至关重要，它能帮助澄清围绕核能的种种误解和恐惧。
核能是当今最清洁、能量密度最高的能源形式，有助于实现净零排放和能源独立的愿景。”
不过，莱曼认为，核能“永远不可能完全安全”，地震、洪水、恐怖袭击等极端事件，随时可能使核设施承受超出设计边界的冲击。
他指出：“所谓先进核技术，例如采用被动安全系统的设计，或许能带来一些好处，但也会引入新的风险。其中一些方案，如液态金属冷却的快中子反应堆（fast neutron reactor）或高温气冷反应堆（gas-cooled reactors），甚至存在某些与切尔诺贝利4号机组相似的设计缺陷。小型模块化反应堆若部署在人口稠密地区附近，也可能带来难以接受的风险。”
更棘手的是核废料与核扩散难题。托马斯指出，高放射性废料须隔离并安全封存数十万年，而全球几乎没有成熟的长期处置设施。
目前，只有芬兰在地底花岗岩层建造了永久封存核废料的处置库。托马斯说：“芬兰也许是个正面范例，但这些设施是否真的安全，是我们永远无法知晓的。”
相比之下，可再生能源正被一些专家视为更可行的路径。莱曼认为，风能、太阳能和电池储能，有望以更低风险满足全球日益增长的电力需求。
托马斯则指出，除了可再生能源，最重要也最稳妥的选项是提高能源效率。
“这不仅能够快速且可靠地减少排放，还能缓解能源贫困问题，但各国政府似乎不愿在这方面投入足够资源。”
切尔诺贝利事故40年后，核能再次站在十字路口：在气候危机与地缘冲突交织的时代，它究竟是不可或缺的零碳支柱，还是难以驾驭的高风险赌注，人类仍没有确切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