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丙午新年，因为有机会办个人画展，我在去年岁末把过去数年的绘画作品从储藏室里找出来，努力甚至艰辛地整理（是的，我宁愿画五张也不愿整理一张），想选出出得了厅堂的画作。不找则已，一找竟然发现自己作品的同质性。
在自己好多不同时候创作的宣纸和画布上，都有新加坡城市天际线——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竞相攀升，仿佛要触及云端。这当然是我希望以画笔记录我们岛国现代化的象征，却也在无形中暗示我在画布上不断追问：在这样的钢骨森林里，是否还存在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原始联系？艺术家与诗人永远追求着文字里头的温度和灵魂，而温度与灵魂必然先存在于启发灵感的客体，才能成为作品的主体。于是乎，我的创作主题——“擎天甘榜”——开始呼之欲出，正是笔墨对这一城市化、现代化过程的回应。
我出生在新加坡第一个卫星市镇女皇镇的玛格烈通道组屋之中，1970年代初的10层组屋，有着刚刚自牛车水老排屋赶迁后的陌生与好奇。当时居住的六楼就是幼小心灵最高的“擎天”。长长的走廊连接我们一整层的三房式组屋，也连接我们四方八面搬来的邻居。我清楚记得大门和窗户都是虽设而常开，空气里最多的是各家厨房飘送出来的的煎炒声和菜肴香气，不富裕的环境却少不了的印度咖喱、马来椰浆饭、福建面线、客家菜脯蛋、广东蒸肉饼、潮州粿。族群迥异、籍贯不同，却没有阻止我们在长长的走廊上相互嗅吸着共同的气味，甚至在不同节庆时互赠菜肴和糕点，更有与不同肤色的孩童一起踢球、玩独脚龙与跳绳。那是童年最深刻的记忆，也是我最早的多元文化的体验，甚至是不同味蕾的开启。后来，这一切的感官记忆都成了书写和绘画的缪斯。与大量描绘乡村甘榜和老房子的第一、第二代画家不同，我没有住过甘榜，那六楼的擎天就是我稚嫩却温暖的甘榜——它既是多元文化的实践和理解，跨族群相互包容的丰富象征，也是浓郁人情味的初体验。
新加坡的城市化进程是迅速而彻底的。从五六十年代的甘榜，到七八十年代的组屋，再到今日的摩天大楼（是的，我们刚刚听说最新的组屋将越长越高，超越目前最高纪录的50层，直达60层），短短数十年间，社会结构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甘榜的拆迁带来现代化的便利：自来水、电力、公共交通、教育与医疗资源的普及。然而，当我凝视今日越来越现代进步、越来越有隐私的组屋、越来越像私人住宅的漂亮公共住房，我不得不纳闷：虽然舒服隐蔽，但我们是不是与甘榜的亲密共处、和谐同在渐行渐远？在高效追求个人隐私和安全空间的时代巨轮里，是否太快碾压甘榜邻里精神，是否过度牺牲人与人之间的亲近和温情？我们是否和许多高度都市化的国际城市一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归属感必然会逐渐疏离？
是的，我们必须承认高楼带来的，是效率与秩序，但是不是有可能避免随之而来的孤独与冷漠？邻居之间如何不要只停留在点头寒暄，在快节奏的生活中如何也能顾及邻居和社区？社区精神和邻里关系又如何与居住环境和生活环境一起提升？
追寻今日的甘榜精神
在谈到甘榜精神的时候，我不得不联想到刚过去的农历新年，新加坡最具象征意义的文化创造——“捞鱼生”。这道由新加坡四大天王名厨在1964年为刺激生意共同研发的“七彩鱼生”创意料理，为传统的粤式鱼生增添美味和色彩，更有适合农历新年的吉祥寓意（来源可参考线上新加坡华语资料库的词条“鱼生”）。其中食材有象征年年有余的生鱼片、步步高升的白萝卜丝、鸿运当头的红萝卜丝、青春永驻的青萝卜丝、遍地黄金的油炸薄脆、金银满屋的芝麻和花生碎、五福临门的五香粉和胡椒粉、大吉大利的青柠檬和柚子肉、甜甜蜜蜜的酸梅酱及财源滚滚的油——这是我们农历新年餐桌上不可或缺的开胃菜，更是我们向海外朋友骄傲展示新加坡独特仪式和风味的习俗。
如今“捞起”不再局限于大年初七的人日，而是除夕前到元宵节日日可捞，“这是你今年的第几捞？”甚至已变成我们聚餐捞起前互问的口头禅。更有意思的是，“捞起”不仅是一道年菜，更是新加坡本土的开创，以及在地文化的象征。我以为，捞鱼生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并非个人独享，而是集体的参与（甚至其众多食材的有机融合都有这层象征意味）。人们围立桌旁，无论是亲友还是陌生人，无论是华人、马来人还是印度人或者外国友人，大家共同举筷，将鱼生越高越好地高高捞起，口中齐声喊出吉祥话。这一刻，身份的界限被打破，人与人之间的隔阂被消融，取而代之的是共同的美好祝愿。
我甚至认为，这充满喜庆的仪式感，正是甘榜精神的现代延续。在传统甘榜里，邻里之间共享食物，互相祝福；在现代城市里，捞鱼生成为新的共同体象征、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纽带。更重要的是，捞鱼生也体现跨族群的互动与融合。
或许我们可以提出一个愿景：在不同族群的节庆里，开创更多类似捞鱼生的共同体验。例如，在开斋节时，可以设计一种象征分享与祝福的集体仪式或一道美食，让不同族群的人们都能参与其中或共同享用；在屠妖节时，可以鼓励参与共同的灯火点亮仪式，让大家一起点灯，象征驱散黑暗、迎来光明。这样的跨族群活动，不仅能增强社会的凝聚力，更能让不同种族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到甘榜精神的温度。
艺术与文化当然也可以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我以为可以创作配合这些活动的歌曲，如除了捞起时喊出的吉祥语和“收到”，我们是否可以进一步创作新加坡独有的“捞鱼生歌”。这首歌可以在捞鱼生的仪式中播放或齐声唱起，成为一种新的习俗与传统（哈哈，谢绝人工智能，欢迎有兴趣的音乐人私洽一起合作呢）。
62年来捞鱼生的成功教会我们，文化创造可以成为社会凝聚的工具。它提醒我们，现代化并不意味着必然冷漠，反而可以通过新的仪式与传统，找回旧时的甘榜精神。在未来更多擎天高楼的新加坡城市，我们更应该有意识地培养擎天的甘榜，活出跨族群跨文化的和谐与亲密，甚至共同唱出更多更有意义的生命旋律。
作者从事语文教育和本地文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