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名穿着迷彩服的教官，将床上的少年猛地拽起。少年反抗了几下，很快便放弃挣扎，被半架着拖出家门，强行塞进车里带走。
为期几个月的“改造”就此开始，少年不仅参加集体训练、学习生活自理，还接受心理辅导、剃掉长发。视频的最后，这名原先在家“躺平”半年不出门的少年，甚至对着镜头自我检讨：“以前觉得自己废了，现在才知道是走偏了……”
第一次在短视频平台刷到这样的少年蜕变故事时，我一度以为这是又一套流量剧本。类似的剧情看多了才发现，原来这是精准投放的招生广告，专门面向家中有问题青少年的家长。
这类机构上一次进入公众视野，还要追溯到大约20年前。山东省临沂市第四人民医院精神科医生杨永信，2006年在医院成立网瘾惩戒中心，以电击治疗青少年网瘾。当时中国网瘾青年规模超过2000万人，这套疗法一度受到追捧，但随着媒体持续报道，相关争议被不断放大，中心最终于2016年关停。
10年过去，类似机构并未完全消失。简单搜索相关关键词，不难发现，这类号称可以戒网瘾、矫正青少年行为的机构仍在中国互联网上大量投放广告，实体分布于山东、河南、辽宁、广东等多个省份。
不过，如今这些机构大多换了招牌，改叫“素质训练营”、“青少年特训基地”或“叛逆纠正学校”，将相似的药方，开给新一批不知如何教育子女的家长。不同的是，“躺平”这类有时代特色的新行为，也被纳入纠正之列。
至于“躺平”纠正效果如何，根据财新杂志今年的一则报道，学员们一般住在10多人的宿舍中，除了早晚的户外活动，主要时间被安排在教室里练书法、练绘画和看电影，没有人讲课或管理纪律；负责“疗愈”学员的心理辅导老师水平参差不齐，有的仍停留在单一的感恩教育。
纠正的过程，还伴随着对学员的暴力行为。社交媒体上，不乏过往学员的控诉。 一名从机构逃出来的初三学生写道，自己进去第一天就遭受教官和其他学生殴打，尤其是对头部肘击和脚踢，“见出血了就拖到厕所里打”，直至“将近半死”。
遗憾的是，尽管频频曝出丑闻，又有先例在前，这类机构目前仍处于野蛮生长的状态。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面向问题少年的专门学校远远供不应求。自中国官方2019年要求加强专门学校建设以来，截至去年11月，全国仅有专门学校430所，学位不足3万个。
另一方面，专门学校的招生对象主要是有严重不良行为、但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一般的叛逆、厌学或网瘾，还不足以进入这一体系。因此，以军事化管理为主的民办矫治机构，就成了一般家长更容易的选择。
巨大的需求，为这类民办机构带来相当可观的利润。目前市面上的矫正课程通常以三个月为周期，收费可达6万元。《中国新闻周刊》曾披露，某直辖市一家戒网瘾基地最多时可容纳上千名学生，仅学费收入一项就可以达到2000万至5000万元。
另据自媒体“蓝字计划”不完全统计，截至去年5月，中国封闭特训中心总数不低于600家。若以单个机构上千人的规模估算，整体年收入不少于600亿元。
从监管层面看，由于中国官方没有统一的资质要求，这类青少年行为矫治机构长期处于监管真空地带。机构主营业务是行为矫正和心理辅导，性质上不属于教育机构，因此不受教育主管部门管辖。一旦出现问题，地方工商部门、民政局和学校相互推诿监管责任，使一部分机构得以“换壳”重开。
从家庭关系的角度看，中国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拥有相当的处置权，如何管教、由谁管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长的个人意志。一旦这种权力被外包给机构，机构便获得了对孩子的实际控制权，而本应由家庭承担的责任，也随之转移。
当年将孩子送去接受电击治疗的家长，在面对当时记者追问“是否知道副作用”时，给出的答案不是“我们相信这是正规医院”，就是“要是不合法，那机器能让生产吗？”
这些回答未必完全出于无知，更像是一种选择性的回避。不可否认，在青年失业率高企、无助感加深的当下，父母对孩子的教育可能比以往更加艰难。但也正因如此，那些行为上有缺失、内心有困惑的少年，才更需要来自父母的关注和回应。
当一个曾经选择“躺平”的少年感到被看见，他或许就不再只是外人眼中的问题少年。反之，当家长将“看见”孩子的责任外包给机构，需求便会持续存在，这类机构也就不会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