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世界各地动荡不安，远在中国南方一隅的香港，难得守住一份安定，去年经济增长3.5%，连续三年上升；全港罪案数字按年下跌5.9%，其中暴力罪案跌幅达15.9%，可谓“风景这边独好”。 这份安稳本应是幸福的底色，可令人意外的是，香港人的不快乐情绪却居高不下。
香港心理卫生会自2012年起，每两年进行一次港人抑郁及焦虑调查。它去年联同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学系访问2600多人，上周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港人的抑郁和焦虑指数都录得有调查以来的新高。 其中，近三成受访港人自认受到“中度至重度抑郁”困扰，估计须要接受辅导及专业治疗的“中重度或以上抑郁”比重，更由2023年的11.1%升至13.1%。此外，约22.6%受访者的焦虑程度达到“中度至重度”，9%呈“重度焦虑”状态。 这份调查恰好与去年联合国公布的《世界幸福报告》形成呼应。在联合国报告中，香港人的幸福指数排名连跌五年，跌至全球第88位，录得报告自2012年发布以来的新低。 许多港人内心不快乐，导致自杀问题愈趋严重。香港大学防止自杀中心去年10月根据死因裁判法庭的死亡登记，推算出香港自杀率已上升至14.1，即每10万人中有约14人自杀。 中心考虑到香港老龄化严重的情况后，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标准进行调整，结论是香港自杀率为10.6。数字虽然降低，仍然高于8.9的全球平均水准，显示港人的精神健康问题已经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发现最近一段日子香港几乎每天都有自杀的新闻。最夸张的一天是2月28日，当天就有四起媒体报道的自杀个案，大多是坠楼送院抢救后不治。唯一幸免的是一名21岁的年轻人。他在学业和感情双重压力下萌生死念，走上天台。救援人员到场积极游说，终于劝服事主改变主意，避免一场悲剧发生。 香港媒体普遍低调处理这些自杀事件，报道的版面位置多数靠后、篇幅短小，内文只交代基本事实，没有太多细节，也不渲染情绪。文末还会附上心理辅导机构的求助热线电话。 一定程度上，港媒此举是在履行新闻伦理责任。1998年天水围出现全球第一起以烧炭方式自杀的案件，媒体纷纷大篇幅报道，结果烧炭成为一种流行的新兴自杀方式。后来香港传媒界达成共识，处理自杀新闻时，必须在公众利益和报道事实之间取得平衡。 在这样的背景下，香港报章近年皆有意淡化自杀新闻，避免产生“传染”效应，值得一赞。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此举也导致公众难以直观感知自杀问题的普遍性，对港人心理困境的重视程度不足。 香港人整体呈现抑郁和焦虑，可以说是全世界“都市病”的延伸。香港和其他大城市一样，虽然社会物质水平大幅提高，可是许多人生活节奏快、人际关系疏离、心理孤寂。从微观角度来看，香港贫富悬殊问题严重，也导致市民情绪问题异常突出。 香港社会阶层长期固化，已不是新鲜事。2024年有团体比较最低及最高收入家庭月入中位数，发现冠病疫情前后的贫富差距，由2019年的34.3倍扩大至2024年第一季的81.9倍。这让许多生活面临窘迫的港人觉得纵使加倍努力，也无力改变现况。即便政府推出各类保障措施，也难以快速消解他们长久累积的焦虑。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港人焦虑和压力越来越大，也与两种社会新趋势有关。一是网络大行其道，港人心理素质有所下降。正如香港心理卫生会的调查指出，18岁至24岁的香港Z世代青年过度使用电子产品，遇到情绪困扰时往往依靠网络或人工智能（AI），甚少求助专业人士，导致精神健康危机最严峻。 二是社会过度炫富、攀比成风。以前，香港有钱人甚少对外炫耀自己财富，不过近年一些有钱人开始通过炫富换取网络流量。幸福本来是比较出来的，许多普通人频繁看见富豪炫富，原本知足的生活也容易变得怨叹起来。 就在上周，一名香港富二代在自己的豪宅，以“电影级规格”向一名年轻的女区议员求婚。求婚片段在社交平台公开后，瞬间引起全城热议。不少年轻人看到富二代晒豪宅、高消费，难免不由自主地觉得自己不够好，生活落后别人，更加焦虑不安。 社会安定是当前香港珍贵的底气，但这份底气更应承载对市民心理的关怀。守护生命刻不容缓，港府须要重视港人焦虑高企背后的问题，加强校园精神健康教育与职场压力支援，同时为脆弱群体提供实质帮助，筑起社会安全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