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府以往在农历新年前夕通常不会推出重大政策，以免引起社会争议。但最近官场却一反常态，出现了一系列官员人事变动。
按照时间线梳理，第一件事发生于上周二（1月20日），港府公布采购桶装饮用水事件的纪律调查结果。物流署前署长陈嘉信由于该署去年被揭发向供应商探购冒牌水，供公务员办公室使用，“作为部门首长在提升下属工作能力方面存在不足”，被视为高级别荣誉的银紫荆星章遭撤回。
同一天，港府驻天津联络处主任郑震生履新，在社交网络平台自曝享受“特殊待遇”：入住一家五星级酒店，获 “免费升级至套房”。过后网民发现他早前乘船赴澳门时，也获喷射飞航高管安排“私人船舱”座位。
1月21日深夜，港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宣布即时终止郑震生的合约，并将个案转交执法部门跟进。
紧接着到了1月22日多家港媒报道，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将离任，引发外界对港府计划重组内阁的猜测。不少人分析，去年底的大埔宏福苑火灾事故将影响相关官员去留。
香港公务员队伍约有18万人，辞退率长期维持在极低水平，每年最多只有数十人被免职。政治委任的高级官员，在过去20多年被免职者更是廖廖可数。这个制度有助维护行政稳定，避免频繁人事变动影响公共服务质量，可也衍生出公务员团队欠缺问责的文化。
最近一段日子我刚好在看聂辉华撰写的《基层中国的运行逻辑》。聂辉华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以研究基层治理见长，曾多次到基层调研。他近年在网络上开课，讲授中国基层的权力运行与治理逻辑，深受网民欢迎。
根据这位网红学者的分析，中国官员在2012年即中共十八大后的晋升规律，有四大特点。一是从政绩驱动到问责驱动，强化对政策执行过程的监督；二是杜绝一刀切，放宽年龄界限，年纪稍大的官员也可以留任。
三是政治忠诚成为晋升的首要条件，“讲政治”从抽象口号变为可感知、可考察的硬指标；四是基层经验加码。“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基层工作经历成为官员晋升的重要资本。
香港过去几年加快与中国大陆融合，政府管治理念或多或少也受到影响。若按照聂辉华的说法，香港官员晋升标准愈来愈走向大陆化。
例如过往香港的管治人才选拔多偏重精英背景、专业学历；但近年港府开始学习大陆，将基层社区作为管治人才的培养基地，让一些中层官员在基层一线积累治理经验、锤炼履职能力，再从中选拔优秀者进入各级管治体系。
最明显的例子是全港十八区民政事务专员的角色更加吃重。新一届区议会主席改由民政事务专员兼任，使得专员从单纯的地区行政支援转向统筹与决策的核心角色，主导地区治理，推动地区经济与民生事务。
民政专员也因此被外界形容为“地区特首”，若能顺利应对日益繁杂的地区事务，日后很有机会更上一层楼。这种官员培养逻辑，与聂辉华说的“基层是人才成长的沃土”正好高度一致。
香港公务员制度承袭英国传统，强调行政中立，但2019年的反修例风波暴露出管治队伍中有部分人或明或暗支持反对派势力，导致政府施政受阻、社会秩序崩溃。2020年《香港国安法》实施与2021年选举制度改革后，确立“爱国者治港”原则，要求官员必须效忠香港特区与国家。这一转变也呼应了大陆近些年注重政治忠诚度的做法，确保管治权牢牢掌握在爱国者手中。
值得注意的是，聂辉华在书中还提出“一票否决”已成为当前中国基层官员考核体系中的刚性制度安排，官员在上级划定的关键领域工作出现重大问题或违反规定，无论他在其他工作领域取得多少成绩、政绩多突出，都会影响职务晋升。这是上级对下级实施的一种强约束手段。
相比之下，香港公务员条例以前对辞退公务员设立严格条件，在行为不检、工作表现持续欠佳的时候，才可启动程序，且须经多重审批。公务员除非犯严重过错，否则终身任职。不过最近发生的几起事件反映这个文化已开始改变，呈现出问责从严的特点。
以陈嘉信为例，港府罕见地对这位退休官员追惩，便彰显问责无例外原则。其他一些问责高官被传将撤换，据说是涉及到例如火灾等具体的事件，这正是“一票否决”的精神。
世上没有完美的治理模式，每种模式都有利有弊。但近年香港治理模式弊端丛生，官员迁降制度确实到了要大刀阔斧改革的地步。香港实施国安法后，被批评变得大陆化，这样的说法显然带有政治偏见。假如香港能学习到大陆官场晋升文化好的一面，这种大陆化也是值得支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