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6年转眼已过了半程,国际新闻依然新话题不断。美国刚庆祝独立250年,中国两天后(7月6日)发射潜射型洲际战略导弹,推测可能是巨浪3的导弹飞行了8000公里、高空略过日本,最终落入南太平洋,引发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与美国的批评与关切。
解放军试射导弹的做法并不罕见,但这是第一次公开宣布潜射洲际导弹从核潜艇上发射,并且选在这个敏感的时刻发射,所要传达的信号自然引人解读。它是给美国的“迟来生日礼物”?是对澳洲和斐济加强防务合作的威慑?还是“七七卢沟桥事变”前对日本的警告?可能都有点关系。
同样在本周,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自己打电话介入世界杯红卡判罚,让美国队前锋的禁赛处罚得以暂缓,也引起举世哗然。台湾评论人俏皮地调侃特朗普已打造“一个人的世界杯”“一个人的国庆”——不论是什么大事,特朗普总是戏份很足。
然而,与国际话题相比,中国网络舆情的发展也让人忧心。中国网民人数超过11亿,网络公共事件层出不穷、无奇不有也是常事,但近期一些舆情事件依然出人意料,而且导火线几乎都不算大事,就让众多网民大动肝火。
首先是“韩红被网曝事件”。6月17日,从事公益20余年、形象正面的韩红出席冯小刚电影《抓特务》的北京首映礼,并发声恳请北京市的“兄弟姐妹,爷们娘们”,“您走个面儿!把第一波票房先带起来”。不想,这随口一句带江湖气的“走面儿”表述,竟冒了天下之大不韪,网民群起而攻击韩红、冯小刚自己是身家几亿的大腕,凭什么让普通“牛马”掏钱给他们“面儿”;还有人痛批演艺圈拍烂片却要民众埋单,是“道德绑架”。
这股舆情迅速延烧到韩红的公益事业,有部分自称追随韩红多年的老粉表示停止对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的月捐。据传韩红一度表示要退出公益行业,她后来在6月30日公开致歉,承诺以后会谨言慎行。
如果说,韩红被网暴的背后,是网民宣泄对富人、达官显贵圈层的怒气;那中国社媒上大量贬损印度人的言论与视频,连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都被网暴,则更是莫名其妙。
中印关系在经历数年低谷后于2024年重启,转折点是当年10月中国元首同印度总理莫迪在喀山举行会见。隔年4月,徐飞鸿接受印度主流英文大报《印度时报》专访并透露,中方在努力提高两国交流水平,2024年中国驻印使领馆共向印方发放了28万份签证,2025至4月已发放逾8万5000份签证。徐飞鸿也不讳言,中国人获得印度签证却不容易。
促进双边关系发展,推进民间友好往来本来就是驻外使节的职责,没想到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竟为此被网民扣上“滥发签证”的帽子,徐飞鸿本人更被中国民众点名指骂为“卖国贼”。这个势头持续了相当时间,以致中国驻印大使馆上周在官网首页转发文章,针对中国网络上不时出现的“印度游客大量涌入中国”“印度人在华不文明行为”等帖子,强调“不能因为几个人(不文明的游客),就否定整个国家,搞排外主义”,不能因此“就完全对印度关上大门”。
这篇文章还苦口婆心地告诉中国民众,中国跟印度相处要算大账;不论从历史、现实或者当前国际格局的角度看,中印都必须和平相处,合作共赢。文章并不客气地批评,有些人喜欢在网上发印度和南亚一些国家各类“逆天”日常,渲染印度人在中国的“劣迹”,让很多中国人对印度的认知碎片化、标签化、刻板化。这些看似“爱国发声”,实际上是为了博流量博眼球宣扬对立排外,本质是在消费爱国情怀和民族情感,既污染了健康的网络生态,也不符合开放自信的大国心态。
看起来,中国社媒舆论场上丑化印度人的言论,连中国官方都受不了。那网上那些鼓噪、排外与戾气从何而来呢?传播学理论早已有大量研究,在“后真相”时代,情绪与成见优先于客观事实;而流量逻辑、算法推荐与资本逐利的深度绑定,让客观理性显得成本过高、感染力不足而失去市场。人工制作的成本与技术门槛大为降低,更使得片面的、情绪化的信息可以轻易大量复制,投喂给社媒用户。在中国的环境下,大量打着“爱国旗号”等表面看似正义凛然的博主,也扮演了特殊角色,在过程中推波助澜。
可悲的是,在全世界各地,社媒已成为许多人获取资讯的主要方式。而社媒舆论总是良莠不齐又藏污纳垢,这并非中国独有的现象。中国的情况之特殊,在于传统主流媒体的影响力与传播力更快下滑,传统媒体被引导把更多资源投向社媒。中国的互联网虽然是受管控空间,官方还不时展开“清朗行动”,针对性地压制和清理特定议题,但中国的“注意力经济”与流量变现却更发达,让民粹的关注话题更容易快速突出。这是一个风险日益增高的趋势,长此以往,社媒将日益成为不安全空间,在治理前就可以迅速污染网络环境并影响社会氛围,其负面效应,可小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