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过去的这个母亲节，一位母亲成为中文互联网讨论的焦点。她就是刚获得普利策奖的美籍华裔作家李翊云。
代表美国新闻奖最高荣誉的普利策奖，本月4日揭晓得奖名单。李翊云凭借2025年出版的《万物自然生长》（Things in Nature Merely Grow）获普利策回忆录奖。
《万物自然生长》是李翊云为2024年逝世的小儿子James创作的回忆录。在此之前，她的大儿子Vincent已于2017年离世。二人都选择以卧轨结束生命。
普利策奖评委会评价，这部关于接纳的回忆录，“以冷峻的风格和桀骜的笔触，聚焦于事实、语言与生命的顽强。”但恰恰是这样的风格，在中文互联网引发轩然大波。
在今日头条网站拥有近70万粉丝的科技博主项立刚，5月9日发文点评李翊云获普利策奖的消息。他写道：“两个儿子都卧轨自杀了，然后妈妈靠记录痛苦的心情，获得了奖。然后还有很多媒体大肆宣传，我相信这不是人性，这是兽性。”
5月10日，项立刚连发三条贴文炮轰李翊云。5月12日，他又发布题为“李翊云不是受害者而是加害者 扭曲的价值观不能影响中国”的视频，重申自己的观点。
在项立刚看来，李翊云两个儿子相继自杀，作为母亲的她负有“巨大的责任”，但她在书中并没有表现出悲痛和忏悔之情，仿佛儿子的死和她毫无关系。“这种冷酷和无耻，却又能被美化成理性、冷静。因为是文学，一个人扭曲和变态，就能变成合法化了？就能被美化了吗？”
项立刚也批评，李翊云把她的父亲描写得懦弱，把母亲塑造为喜怒无常、控制欲强的暴君。他说，在这样的家庭中，李翊云既没有自杀和抑郁，还考上了顶尖大学，反而是到了美国，“已经完全不受母亲控制时，她才得了抑郁症，要自杀，这能怪到她母亲吗？ ”
因此他认为，李翊云获奖不是华人的光荣，而是显示了美国社会的扭曲和美国华人的不幸。“一定要坚决抵制借着李翊云获得普利策奖，某些媒体和势力，想把李翊云消极、扭曲、变态的价值观传递到中国来。”
在微博有54万粉丝的媒体人王海，5月10日也在个人微博“大头费里尼”发文，指李翊云是“一个成功的写作者、不适宜代际传承的母亲”。
王海同样认为，李翊云对两个儿子相继自杀难辞其咎，“她用文字把孩子留在了纸上，却在现实中把他们推向了虚无”。
他说，李翊云即便是在写丧子之痛时，都像一个冷静的旁观者。“人们赞美她那种‘非母语写作’的奇迹，惊叹于她对苦难近乎神圣的冷峻。但在作为生命母体的维度里，这位李小姐，冷得让人发瘆。”
在项立刚和王海的文章评论区，不少网民跟着声讨李翊云。有网民说：“李翊云的儿子在美国自杀，那是美国式自由，符合美国政治正确；她控诉她的母亲脾气暴躁，那是中国式压迫，也符合美国政治正确，所以她能得奖。”
但也有网民反驳，质疑者“仅凭作者两子悲剧就做了无端揣测、无端归因，这和下流八卦有什么区别？”还有人指出，王海在文章开篇就说，他没有读过李翊云的文字，“不了解最好不要妄加评论，否则就是最简单粗暴的道德评判”。
李翊云的曲折人生
关于李翊云的争议，主要围绕她作为母亲是否失职，以及她的写作是否符合伦理。要讨论这些话题，就不得不提李翊云的人生经历。
李翊云1972年生于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核物理学家，母亲是小学语文老师。受家庭环境影响，李翊云从小成绩优异；1996年自北京大学生物系毕业后，她又赴美国爱荷华大学攻读免疫学博士。读博期间，李翊云通过社区写作课，开启了以英文写作的文学之路。
但这个家庭带给李翊云的回忆并不美好。在2017年出版的回忆录《亲爱的朋友，我从我的生活写给你生活里的你》（Dear Friend, from My Life I Write to You in Your Life）里，李翊云形容，“母亲是家里的暴君，有着难以预测的无情和脆弱”；父亲曾经承认，他从未想过保护两个女儿免受母亲的伤害。
这本回忆录写于李翊云罹患抑郁症、两度试图轻生未遂之后。新书出版没几个月后，李翊云年仅16岁的长子Vincent卧轨自杀。随后，她花了两个半月的时间一口气完成了长篇小说《理由的尽头》（Where Reasons End）。同年，她进入普林斯顿大学任教，教授创意写作。
2024年，李翊云19岁的小儿子James在普林斯顿大学城的火车站附近卧轨身亡。这起悲剧在中文互联网上广为传播，成为许多中国读者认识李翊云的开端，但猜疑、指责和谩骂也随之而来。
李翊云获普利策奖隔天，《三联生活周刊》刊登了对她的专访。李翊云在采访中坦言，她一直在关注中文互联网上的负面言论，并驳斥了其中一些传言。
李翊云举例说，网上有说法称她和丈夫不看大儿子留下的遗书，还有人称夫妻俩在大儿子去世时外出旅游，把后事丢给小儿子来处理；以及让小儿子目睹她整理大儿子遗物的过程，“我不知道陌生人怎么会知道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事情”。
文化差异还是性别问题？
撇开不实传闻，李翊云是否如一些批评所说，对儿子的死冷眼旁观，认为自己毫无责任？
《万物自然生长》出版前夕，李翊云接受《纽约时报》访问时披露，儿子去世后，她曾问过亲近的编辑一个痛苦的问题：她是不是世界上最糟糕的母亲？对方回答，他们都知道这个问题太荒谬了。
在新书里，李翊云也反思她的两次自杀未遂以及她对这些经历的描述，对两个儿子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她曾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是否也让孩子们认为自杀是结束痛苦的一种方式？
在英国《卫报》专访中，李翊云说，人们总是喜欢为自杀寻找一个合理的解释，并找个人来承担责任，而通常他们会责怪父母。“我很现实地承认，作为母亲，我的能力是有限的。过去我能力有限，现在作为母亲也依然如此，所以我只能尽力而为。”
李翊云以冷静笔触书写至亲死亡的风格，在西方文化圈中也引发震动，但少有人以“难辞其咎”批评她未尽母职。有观点认为，这是因为英文世界已习惯接受“不完美母亲”，而东方社会依然要求母亲背负更多道德责任。
还有网民指出，已故知名作家金庸的大儿子也是在19岁时自杀身亡，关于他的死因众说纷纭，有一说认为和当时金庸涉婚外情、与妻子闹离婚有关，但金庸并未因此受到太多道德审判。“如果李翊云是男作家，可能不会受到这么大规模的质疑和攻击。”
无论是李翊云的复杂经历、多重身份，还是她独特的写作风格，都能成为中文舆论圈争议的焦点。对她的质疑和批评中，既有因传言引发的误解，也有文化差异导致的不适，以及对西方价值观的抵触情绪。
而处于风暴中心的李翊云，过去多数时间选择沉默以对。但新书出版后，她开始更主动地阐述自己的观点。
她向《三联》解释，为什么儿子去世后，她没有像很多人一样暂停工作，而是继续阅读、写作、做园艺、练琴。“因为每天都有24个小时。如果你不做这些事情，你还能做什么呢？”
李翊云指出，很多人难以想象她的状态，是因为他们并不在她的处境里。“只有真正经历过这样的事情的人，才能够理解想象力的匮乏与局限。”
在《纽约时报》访谈中，李翊云说，当她做园艺、阅读、写作、听音乐，或与丈夫在林间散步时，她会感到快乐。
“我们悲伤，非常悲伤，但我们并非不快乐，” 她说。“只要我们活着，我们就怀抱着对孩子们的爱，即使他们已经不在人世。”
